本文转自：思飞学术
编者按：最近的两会，美女翻译姐姐又红了一把，小编羡慕之余，内心不免好奇，翻译是怎么起源的呢？难道真是像《圣经》所说，是通天塔导致的？小编有颗好学的心，这不，找来了翻译家曹明伦老师的专著《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读了读，似乎有所领悟，书里的内容和大家分享一下吧~~
要明确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首先应明确翻译活动和翻译理论之起源。人类的任何社会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都必将随之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理论，而理论又反过来作用于实践。翻译理论自不例外。所以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翻译活动之发轫早于翻译理论之滥觞，或者说翻译理论的出现晚于翻译实践活动的发生。那么翻译实践活动始于何时呢？
一般说来，人类之间开始用不同语言进行交流的那一刻就是翻译实践活动肇端之际。那么，人类是何时开始用不同语言进行交流的呢？
通天塔之传说当然不可信。 据《旧约》记载的年岁和提供的线索推算，上帝变乱人类语言当在其创世后的1800年左右，或者说距今约4500年前。 但众所周知，生活在25万至4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已经有了“复杂而有音节的语言”；而已分出人种的晚期智人（即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在几万年前就开始了迁徙和交流。据考古学和社会人类学的研究，人类越过冰冻的白令海峡到美洲大约是在5万年前，通过东南亚的一些岛屿到澳洲大约是在3万年前（崔连仲，1983：18-19），因此我们可以推断，人类几万年前就开始用不同语言进行交流了。
“洪荒造塔语言殊，从此人间要象胥”（马祖毅，1998：1）不过是对翻译起源的艺术概括。而“通天塔应该是神话起源之神话、隐喻之隐喻、叙述之叙述、翻译之翻译”（It would be the myth of the origin of myth, the metaphor ofmetaphor, the narrative of narrative, the transla­tion of translation）（Derrida, inSchulte and Biguenet, 1992: 218））说的也只是一种“无源之源”。人类个体生命之有限决定了人类个体认知能力的局限。因此，我们在探究翻译活动之起源时也应该有一种“知止”意识。“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有了这种“知止”意识，我们就会明白，探究翻译活动起源的具体年代几乎没有可能。我们只需确定，“象胥”之需乃“言殊”之故，但“言殊”并非由于“巴别塔之乱”，而是因为世界各地的古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各自创造了各自的语言。远古，蒙古人、欧罗巴人、尼格罗人，四海之民，五洲之族，天悬地隔，山阻水断，千年各自为生，万载不相往来，这才是“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的原因。语言区或方言区往往以高山大河沧海荒漠为界，语言地理学也为“言殊”的由来提供了依据。
当然，虽翻译活动之肇端可以追溯到上万年前，但我们对翻译活动及其理论的描述和研究，却只能限于有文字记载的时期，或者说只能从有史实为证、有实证为据的年代开始。只有这样，我们描述和研究的结果才有可能更加接近真实。
说到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历史，我们应避免一种不甚严谨的语言表述，如说“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约两千年的光辉灿烂历史。”（张培基，1980：1），或曰“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谭载喜，1991：4；2004：2）。说这样的语言表述不甚严谨，原因是表述者把“能从文字记载中考据到的最早的翻译活动”说成了“事实上最早的翻译活动”，并进而把“能从文字记载中考据到的最早的译作”说成了“事实上最早的译作”。譬如有人说“我国最早用文字记载的翻译，是作于春秋时的越女棹歌《越人歌》。”（臧仲伦，1991）可“我国何时开始有文字，迄今还不能断言。”（游国恩，1983：4）那么我们何以能断言我国何时开始有文字记载的翻译呢？正如我们不能据金文甲骨而断言我国的文字始于殷周一样，我们也不能据《越人歌》而断言我国最早用文字记载翻译始于春秋。此说严谨的表述应该是：我国有文字可考的最早的译作，是作于春秋时的越女棹歌《越人歌》。同理，上述两句话更严谨的语言表述似乎也应该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翻译事业约有两千年的光辉灿烂历史”和“西方有文字记载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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