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民百姓的由来,黎民百姓的黎民是指什么

历史与比较文化一直是自己业余喜欢研究的课题，作为一个中国人，首先需要了解的也许就是自己的家国吧……

中国史前研究，比如夏的来源，匈奴/突厥以及其他东北亚草原民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影响，自古以来就支支吾吾、语焉不详。相较之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里，另一只重要力量和来源—九黎三苗，相对就清晰很多，也没有太多争议。其实历史无非也就是这样，对于自己的“火烧赤壁”一般都会大书特写，而少有人愿意回顾自己的“走麦城”……

大致与黄河流域传说中的炎、黄二帝同时代，远古东亚还有一位赫赫有名的传说中的人物—蚩尤。关于蚩尤的传说，春秋战国后史籍多有记载：《龙鱼河图》曰：“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所谓“兄弟八十一人”，大概就是81个氏族部落，以蚩尤为首，组成部落联盟。《国语·楚语》注曰:“九黎，蚩尤之徒。”《战国策·秦策一》高诱注:“蚩尤，九黎民之君也。”《史记·五帝本纪》引孔安国曰:“九黎君号蚩尤。”其他如《吕氏春秋·荡兵》、《尚书·吕刑》、陆德明《经典释义》引马融说等，也都称蚩尤是九黎之君。这说明，以蚩尤为首的由众多部落集合而成的集团就是九黎，而九黎也就是三苗之古称，同指以长江中游为核心的高庙—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之苗裔。从传说记载中的“铜头铁额”、“造立兵仗”看，当时以蚩尤为首的“九黎”，已开始进入铜器时代或至少进入了铜石混用时代。这一点虽说至今尚未完全得到考古发掘材料的证实，但是可以猜想，蚩尤“九黎”的“军工技术”水平比黄河流域的炎黄集团初期阶段更高、更先进一些，这也是蚩尤与黄帝集团早期连战连胜的主要原因吧……

远古“九黎苗民”在长江中游出发，一路向北，不断蚕食中原，还继续觊觎冀州，苗民这个发展势头和东扩的炎黄集团必然发生冲突。当时东夷和炎黄集团则是敌对关系，和苗民（蚩尤）是联盟的关系。《战国策·魏策二》说:“禹攻三苗而东夷之民不起”——大意是东夷和三苗是唇齿相依的关系互不攻轩，又按《五帝本纪》汉代郑玄注曰:“苗民，谓九黎之君也”，九黎属于东夷，九黎或者就是九夷，再次证明东夷和苗民是亲密战友的关系。

关于以蚩尤为首的“九黎”具体活动地域，据缪凤林《东亚通史》云:“炎、黄之世，南有、苗，黎、苗处南服，大抵上古之时，江汉之区皆为黎境。”所“黎”即“九黎”。依此说，蚩尤“九黎”分布范围应包括长江中游一带。《逸周书·尝麦篇》载:“昔天之初”，“命蚩尤宇于少昊，以临四方”。所谓“宇于”，应理解为“住于”，就是说蚩尤居住原来少昊氏的地方。少昊，又作少皞，系太皞之后，风姓，属东夷集团，其活动的地域在今山东西南部和河南东部，即黄河下游与长江下游之间济水、淮水流域一带。“宇于少昊”，就说明蚩尤“九黎”继太皞、少昊之后，也曾殖拓于这一地域范围之内，引领骁勇的三苗武士攻略黄淮……

据传说，蚩尤“九黎”首先和黄土高原东下的炎帝部落集团发生接触。开始双方可能有过和平相处的时期，甚至蚩尤集团还一度加人过炎帝部落联盟。《山海经·海外西经》注引《玉函山房辑佚书》云:“蚩尤者，炎帝之后。”《世本》宋衷注 云:“蚩尤，神农臣也。”这里所谓“后”、“臣”，多半是正史偏袒的“春秋笔法”，但反映二者确实存在某种联盟关系。这种共处和联盟关系维持的时间貌似不长，两大部落集团很快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角逐。《逸周书·尝麦篇》云:“蚩尤乃逐帝，争于琢鹿之阿，九隅无遗。”“帝”是指炎帝，琢鹿，即今河北的琢鹿县地(一说在巨鹿，目前具体位置争议很大）。显然，蚩尤集团一度攻伐北上，与炎帝部落集团在今河北、山东一带进行激烈的战争，将炎帝大败被逐。古以“九”为多，“九隅”就是指炎帝集团曾占有的黄河下游一带全部疆域，所谓“无遗”，即是这些地方都被蚩尤三苗集团攻取了。

在角逐中击败炎帝集团后，蚩尤三苗又同继炎帝之后东下的黄帝部落集团发生了接触。初期，两大集团也可能和平相处，或如北史所说，蚩尤一度加入黄帝部落联盟，尊黄帝为盟主，蚩尤“九黎”集团成为黄帝部落联盟的重要成员。故《管子·五行篇》载:“昔者黄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黄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为当时……”即黄帝将明乎“天道”的蚩尤，任为“当时”之官，列于六相之首。

《管子·地数篇》又云:黄帝“修教十年而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恺、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这就是说，蚩尤为黄帝制造各种兵器，辅佐黄帝征伐各部落，完成了征服事业。又据《龙鱼河图》载:“天遣玄女下授黄帝兵信神符，制服蚩尤，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四方。”这也说明，蚩尤集团是支撑黄帝集团征服黄河流域的重要军事力量。

蚩尤对黄帝集团的这种同盟关系，看来维持的时间也并不长。据传说，蚩尤与黄帝也是在琢鹿一带发生了战争。这次战争结果不同，是蚩尤兵败被杀。《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蚩尤最为暴，莫能伐……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于琢鹿之野，遂禽杀蚩尤。”所谓“为暴”、“作乱”，显然是后来的“正史作家”强加在蚩尤头上的“莫须有”罪名。其实，蚩尤与黄帝只不过是两大部落集团之间的争战，而蚩尤集团势力强大，不甘受黄帝集团的节制或许有之，但这都谈不上什么“作乱”。黄帝之所以能打败蚩尤，可能是“征师诸侯”，即集合了华夏各部落的力量，至少是炎、黄两大部落集团联合作战的结果，成败也许仅仅在于会战时自然天气等原因。故《逸周书·尝麦篇》蚩尤大败炎帝后，“炎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冀中，以甲兵释怒”。简而言之，双方最后在涿鹿展开决战，炎黄部落引进并且自主研发了各种铜制利器，善用地形天气等情况，由“应龙”将蚩尤斩杀，最终炎黄部族把蚩尤部落彻底击败后将黎民融合……

九黎蚩尤被炎黄部族打败后，战争中的俘虏称为民、黎、苗，因俘虏中以九黎族为多数，还有被迫南迁的九黎族和四周散民，没有纳入华夏姓氏管理，很多还没有姓，华夏人就称他们为“黎民”，这就是“黎民”一词的来历。而华夏族一统大中原后，开始流行以姓氏区别管理，华夏子民因居住地或传统等，划分了百多姓氏，号称“百姓”。当时来讲，百姓是主流，黎民是散众。 “黎民”一旦被俘后就成了“百姓”的的奴隶，为了防止奴隶逃跑，或给他们穿上木靴再加上锁，或用锥子剌瞎他们一只眼睛，成为终生奴隶。 古书中称百姓与黎民、苗民，显然是有贵贱区分的。舜命契教化百姓，命皋陶用刑法制苗民，命弃播百谷养黎民，实际上是用刑法强迫苗民和黎民耕种来养活百姓。百姓与黎民的区别，意味着奴隶主与奴隶的区别。 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民”的地位也发生了变化，“黎民”与“百姓”两词的差别也逐步缩小，到了今天我们已经觉察不到两者间的差异了。后来，南北又大一统，双方也不再对立，为了族群团结，避免对黎民的歧视，有意把黎民放在前面，称天下子民为“黎民百姓”。

蚩尤“九黎”的大部分成员，战败后退出黄河流域向南回徙，重归长江中游三苗本部，在继往的历史岁月中，重新创造出灿烂的三苗湘楚文明。

大约与正史传说尧、舜、禹三代同时，即距今四五千年左右，南方再度崛起了一个新的氏族部落集团，即传说中的“三苗”和“三苗国”。三苗，又称有苗，或称苗民，在先秦和秦汉以后各种典籍中多有记载，并且一般均把它与以前的蚩尤、“九黎”联系起来。《尚书·吕刑》载:“王日: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孔安国传云:“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孔颖达“疏”引汉郑玄云:“苗民，即九黎之后。”《国语·楚语》曰:“其后三苗民复九黎之德。”所谓“习”、“复”，都是承袭的意思，即都肯定，三苗、苗民是蚩尤九黎之后，二者是一脉相承的。显然，三苗是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集团在同炎、黄部落集团争逐失利后，向南回徙的部落成员，经过重整发展以后，在南方形成的一个新的部落联盟。

尧“战有苗”和舜“迁三苗”以后，南方三苗部落集团依然强悍，并且势力又逐步强大起来。因此以舜、禹为代表的华夏集团又多次“征伐”三苗，双方曾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最后结果还是以三苗集团的苦于纠缠、大举退让告终。据《墨子·非攻 下篇》载:“昔得三苗大乱，天命趣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结果，“溢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大概是以箭射中了三苗的统帅和首领，致使“苗师大乱”，被屠杀几尽。《古本竹书纪年·五帝》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诉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这反映了嗜血北人侵略三苗的战争的残酷性，给三苗族群带来了巨大损失和灾难。

虽然正史传说多成于春秋战国时代，历史的真实似不完全可考。但对应与现代人类学的发现，其说无疑具有相当真实性。现代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在各苗族中，至今还保持了不少有关蚩尤的古歌、传说和习俗。如川南地区的苗族传说，古代苗族的首领叫蚩尤，他被轩辕打败并杀害，后来由大将夸佛带领苗民由北向南转移，途中夸佛又被追赶来的轩辕大兵一箭射死。夸佛身边的壮士被选为超度死者的“路师”，在埋葬蚩尤、夸佛的地方吹芦笙、敲战鼓、吹牛角，以示奠祭。据云南文南地区苗族传说，苗族的“踩花山”最初是为了祭祀祖先“蒙蚩尤”(苗族自称“蒙”，“蒙蚩尤”可直译为苗族的蚩尤)。“花山”场中所立的花杆，上挂三尺六寸长的红布，据称是“蚩尤旗”。在湖湘湘西地区的苗族传说“剖尤”是远古苗族一位勇敢善战的首领，祭祖时必须杀猪供奉“剖尤”按苗族东部方言，“剖”是公公的意思，“尤”为名字，“剖尤”即“尤公”，就是“蚩尤”。《山海经·大荒南经》载:“有宋山者……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梗桔，是为枫木。”湖湘以及夜郎等地的苗族一直崇尚祭“枫神”，崇拜枫木树。湖湘苗族同蚩尤的这种密切的联系，当然绝非偶合，说明远古传说中的蚩尤“九黎”部落集团，应该就是后来湖湘苗族的最初先民，而湖湘苗族就是远古三苗未经儒化改组的血亲苗裔。

“潭州古三苗之地。”“岳州在苍梧之野，亦三苗国之地。”明代周听《名义考》:“三苗建国在长沙，而所治则江南荆、扬也。”根据上引记载可以肯定，当时的“三苗国”，大致处于江淮、江汉平原和长江中游南北、洞庭鄱阳之间。说“三苗”建国于长沙，即国都在长沙，未必确实，但至少说明当时的湖湘是三苗集团分布和活动的核心地域，洞庭湖区至长沙一带可能是三苗的中心地。据传说洞庭湖中的君山，原来本叫“苗山”，可能就是三苗留下的遗迹。同三苗关系十分密切的苗、瑶民族世代相传，都说自己的祖先原住大江大湖边，后来跋山涉水迁往西南各地，这也印证了史籍中的相关记载。

直到今天，苗族同胞依然称呼牛为“尤”（九黎以牛为图腾），湘西、黔东苗族祭祖时，还要打猪供奉“剖尤”（蚩尤）。苗族源自蚩尤九黎部落，也得到了考古学的验证。在被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认定为三苗遗存的湖北江汉平原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墓主拔牙、头骨变形等和大汶口文化相同的墓葬习俗，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与蚩尤所处的大汶口—龙山文化遗存呈现了继承关系。这也再次印证了苗族口述史中提到的蚩尤战死后南迁到大江（长江）边的说法。

也许还是有很多人会怀疑三苗和现代苗瑶族群的关系，我们一起再从分子人类学Y-DNA父系祖源做一些研究分析。复旦大学的多位人类学学者发现，苗瑶族群的基因标志是O1b1、M7，这两个类型在苗瑶里呈现高频。而在大溪文化的古DNA里面，研究人员也发现了大量的O1b1-M95、M7，这也就充分说明苗瑶和大溪文化居民是一致的，大溪的主体是苗瑶先民创造的，华中、西南都是苗瑶先民的大幅度活动范围。

综述一下，黄帝虽然最终击败了蚩尤，但九黎部落却并未因此臣服。据《国语》记载：“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顓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三苗，九黎之后也”。

九黎部落南迁后演变为三苗，“三”同样是一种泛称，我国古代常以方位来称四方族群，因九黎迁居南方，所以被华夏集团称之为“蛮”（或髦），而“苗”则是蛮的转音。不过，九黎（三苗）虽然是苗族先民，但苗族却并非九黎唯一后裔。正如《格蚩尤老》所言“在迁徙到长江边后，战争又起”，而这次战争是涿鹿之战的后续。

《吕氏春秋》记载：“尧战丹水之浦，以服南蛮。”《史记·五帝本纪》也记载说尧时“三苗在江淮荆州数为乱”。舜帝继位后，对三苗部族进行了分化瓦解，“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禹继位后，史籍中又出现“禹攻三苗”的记载。

显然，九黎南迁后同华夏集团的战争至少持续了尧舜禹三代，这直接导致了三苗中的部分族群的再次迁徙，而此次迁徙的路线正是更遥远的西南边陲。

而留在江淮荆州的那支九黎后裔，则被史书称之为荆蛮。

西周初年时，荆蛮在南方建立一个方圆只有50里的小国，但正是这个小国，却趁周夷王时王室衰微，伐庸扬粤，先后灭国四十五，拓地三千里，成为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之一的南方第一大国—楚国。

据田玉隆先生统计，现存的楚语当中，有多达53%以上的词汇与湘西苗语完全相同或相近。如“离骚”中的“骚”是楚地特有的声调高亢的调子，而湘西苗族同样把高腔称之为“骚”。这绝非偶然。楚语与苗语的亲缘关系，恰恰说明二者源自一个共同体—三苗。楚墓的考古发掘，也充分展现出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前后继承性。

这些都表明，建立楚国的族群或者说主体族群，正是蚩尤战败后南迁至此的九黎（三苗）后裔。不过，这又该如何解释《史记·楚世家》当中记载的楚人出自于颛顼（黄帝之孙）的说法呢？事实上，在先秦的史籍当中，从未将楚国视作华夏，《公羊传》称“楚，夷国也”，《左传》称“楚虽大，非吾族也”。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其作战的主要方向也是“攘楚”，即防止楚国北进。就连楚国自己都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可见，《史记》说楚人是黄帝之后，只是楚国融入华夏后的一种附会说法。

楚人保留了上古以来的勇猛顽强的生命力和一贯“霸蛮”风格，绝非后世江浙一带温软绵糯而曾经铁血的的“吴越春秋”

秦灭楚之时便有“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的名言，并由项羽实践了这一血誓。近代荆楚大地更是人才辈出的时代，从曾国藩到毛泽东，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