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上）

——谈古论今话管理之七十三

有一个事实是比较清楚明了的：无论是企业还是朝代，如果一直处于弱势状态，它的衰亡原因往往是比较清晰的，而人们对其衰亡也常常习以为常，可是，如果是突然由盛转衰，那么，其原因往往就比较复杂了，而人们经常对其衰亡感到有很多疑惑，不知道原因到底出在哪儿？盛世更应警惕和防范可能出现的危机。对于唐朝和汉朝，国人常常感到自豪，经常讲到“汉唐盛世”，因为汉唐确实有过繁荣兴盛的时期。唐朝给了很多人有盛世的印象，唐高祖李渊开创了唐王朝之后，唐太宗李世民创造了“贞观之治”，之后，唐高宗李治继承贞观之遗风，开创了“永徽之治”，而武则天当政时，整顿吏治，扶植庶族，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应该说也多少仍承继着贞观之遗风。而后，唐玄宗李隆基登基之后，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经济繁荣，文化昌盛，政治清明，唐朝达到了李世民之后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可是，从开元末年至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荒废了该干的政事，怠于朝政，沉溺于酒色，迷恋于歌舞之中，特别是当他得到了杨贵妃之后，整日里与杨贵妃如胶似漆，朝政的事根本就不放在他心上了。唐玄宗如此懈怠，为权臣、奸佞擅政揽权提供了很便利的条件，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所以，说到“安史之乱”产生的原因，李隆基沉溺于美色，荒废朝政应该是最重要的原因，如果李隆基能保持开元初期励精图治的理政风格，或许，有机会避免“安史之乱”产生，可惜，历史无法假设，李隆基掌控皇权的时期，也是唐王朝由盛开始转向衰落的时节。

李隆基画像

第一，李隆基怠于朝政，让佞臣有机会擅政揽权，这为“安史之乱”的产生埋下危机的隐患。

自开元末年开始，唐玄宗李隆基的心思就不在朝政上了，他满脑子心思都放在与杨贵妃一起享乐于歌舞酒色上面，而朝政逐渐被佞臣掌控。前期，是由李林甫把持朝政，李林甫任相达十九年之久，是玄宗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宰相。在玄宗统治的后期，李林甫是一位典型的“口有蜜、腹有剑”的佞臣，他大权独揽，蔽塞言路，排斥异己，培植党羽，离间朝臣之间的关系，导致朝纲紊乱，政事荒废。李林甫为了避免宗室其他人抢夺他的权力，他竟然上奏玄宗皇帝，建议重用胡将，因为胡将非汉人，一般来讲是很难有机会拜相的。而李林甫的建议使得本来就想着掌握更大权力的安禄山等边疆胡将得到发展壮大的机会。可以说，李林甫在担任宰相的后期，朝内，他极力排除异己；朝外，让边疆胡将得到了重用，这就为叛乱的产生埋下了危机种子。

天宝十一年十一月（753年1月），李林甫病逝，宰相由杨贵妃的族兄杨国忠承任。与李林甫相比，杨国忠能力更差，而心眼更坏，做的坏事更多。天宝十二年（753年），杨国忠在李林甫刚去世不久，便对尚未下葬的李林甫进行诬告，他与安禄山合谋，指证李林甫与叛将阿布思约是父子关系，告他们同谋造反。安禄山指派阿布思部落的降将入朝作证，而唐玄宗命有司审理，而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因害怕自己受牵连，便按杨国忠的主意出面作证，证实李林甫谋反，李林甫尚未下葬便被削去官爵，抄没家产，其诸子被除名流放，李的棺木被劈开，身上穿的金紫朝服被剥下，口里含的珍珠被挖出来。最后，任相达十九年之久的李林甫只能以庶人之礼安葬。杨国忠狠狠整了刚死的李林甫出气，但他却从李林甫那里学来了很多奸诈损招，他一方面仗着受玄宗宠爱的杨贵妃不断扩大自己在朝中的势力，并与安禄山等狼狈为奸，骄纵跋扈，在大臣面前不可一世；另一方面，他在朝中徇私受贿，不顾天下成败，只顾独揽大权，他排斥异己，欺压朝中群臣还不够，他还着力想制约边疆的强势军事将领，结果，造成了与安禄山的矛盾，两人争权夺利，水火不容。由杨国忠这样无能又奸诈的奸臣、外戚把持朝政，朝政岂能不乱，叛乱的发生是迟早会发生的事。

杨贵妃画像

第二，朝中权臣之间的矛盾、地方节度使之间矛盾等成了激发“安史之乱”产生的导火线。

李隆基不理朝政，沉溺于与杨贵妃的享乐之中，权臣们之间为了争权夺利而矛盾重重，朝臣与节度使之间，节度使与节度使之间，矛盾逐渐加剧，而且缺少了皇权的调节机制，唐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这成了“安史之乱”产生的直接导火线。杨国忠任相之后，凭着其外戚身份和宰相的权力，专横跋扈，整个心思只放在揽权敛财上，他根本就不管朝政的运行效果。杨国忠所关心的只有三件事：一是大肆揽权，独自掌控着人事权和财政权，他大肆受贿，不是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而是提拔奴才收取钱财；二是专权误国，好大喜功，他穷兵黩武。他不懂军事却喜欢瞎指挥。比如，他两次发动了征南诏的战争，劳民伤财，给百姓带来巨大灾难；三是与大臣们勾心斗角、争权夺利。而这后一点成了他与安禄山矛盾激化的主要原因。

当时，安禄山受到唐玄宗的重用，而杨国忠看到安禄山不但节制着范阳、平卢、河东三镇，手握重兵，而且还越来越得到玄宗的恩宠，他心里又妒忌又不服，于是，便采取各种奸诈手法来对付安禄山，比如，秘密派人专门刺探安禄山的隐私；经常在玄宗面前说安禄山的坏话；把安禄山安插在京中的耳目进行贬官或逐出京城等。杨国忠的这些损招让安禄山既感到非常气愤又感到很恐慌，因为杨国忠本就有不轨之心，他担心因杨国忠告密而过早暴露。唐玄宗对杨国忠告安禄山的状半信半疑，天宝十三载（754年）春，他召安禄山入朝，拟试探安禄山是否有谋反之心。而由于杨贵妃事先向安禄山通风报信，安禄山入朝后竭力向玄宗表忠心，赢得了玄宗的高度信任，玄宗甚至想让安禄山加同平章事，而当太常卿张垍正草拟诏敕时，杨国忠急忙劝阻，他说安禄山虽有军功，但不识字，不能为相，若使其为相，将让四夷的君王轻视朝廷。唐玄宗只好改任安禄山为左仆射。杨国忠陷害安禄山的计策没有成功，反而使得安禄山升官了，他气急败坏，又心生一计，他知道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与安禄山素来有较大矛盾，便故意奏请玄宗任命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以哥舒翰排斥和牵制安禄山，安禄山对杨国忠的歹毒用意心里很清楚，他非常气愤，忍无可忍，决定除掉杨国忠。其实，杨国忠的所作所为，恰恰成了安禄山有了谋反的名目，安禄山目标是谋反篡位，而他起兵所喊的口号却是讨伐奸臣杨国忠。

安禄山画像

第三，唐王朝的边疆政策造成了边疆胡将权力、兵力的不断壮大，这是“安史之乱”产生的真正原因。

唐初期，太宗李世民在平定隋朝留下的各方势力之后，开始对外扩张，版图逐渐扩大，而唐高宗、武则天继承了李世民的事业，在位期间屡次开疆拓土，先后平定了辽东，东、西突厥，吐谷浑等地区，使唐王朝成为一个国境非常辽阔的国家。而疆土扩大要求中央政府要对边疆进行有效地控制，以巩固边防、统理异族。可是，从李世民时期开始，对于边疆的管理就一直没有能完全理顺。

首先，李世民所实施的“胡人治胡”的方式存在着一定的隐患。早在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便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正确指挥和调遣下，不负众望，击败了东突厥，统御东亚，李世民便在那时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唐王朝打败了东突厥汗国之后，所采取的是“全其部落，顺其土俗”的政策，而并没有以惯用的分离肢解措施来对待东突阙，这一政策的实施可能与李世民的怀柔政策有关，唐朝尊重和保留突厥的社会组织和风俗习惯，在东起幽州西至灵州一带，设置了顺、祐、化、长四州都督府，用以妥善安置归属的突厥降户，同时，又在突厥原居地设置了定襄、云中两都督府，对突厥留居民众进行管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都督府的都督皆由突厥本族首领来担任，并且可以世袭。当时，唐朝创立了新的“羁縻府州制度”，这种制度既保留了少数民族传统的行政管理制度，同时，又将少数民族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统一管理的行政设置之中，加授各族首领担任唐朝地方政府——羁縻州的都督、刺史等官，并且准其世袭其职，让羁縻府州的首领继续统辖其本族人民。这是一种“以胡制胡”的管理方式，唐朝初期，在李世民的统治下，中央政府力量强盛，这种羁縻府州制度对于推行开明友善的政策，征服胡人心理起了积极的作用，取得了很好的成效，边疆也相对比较安定，可是，在后来，当中央政府的力量由强转弱时，羁縻府州制度便成了边疆胡将离心中央政府的很大隐患。

其次，由于“以胡治胡”让边疆地区胡风盛行，而且，由于边疆地区的管理者都是原来的首领，并且可世袭，如此一来，当地便就完全胡化了，即便有汉族人在那里居住，也是胡化很深，汉文化很难对其发生影响。久而久之，羁縻府州与唐皇室的关系一直都是比较疏离的。唐皇室对其府州的统治，所倚重的是能通多种胡语及了解外族民风的使者去与那里的首领沟通管理，可以说管理是很不顺畅的。后来，朝廷还经常征调这些府州的突厥兵马去东征西讨，这逐渐引起了突厥人的不满，而当地的原民族上层有些人便有了复国的想法。

再次，到了唐玄宗时期，边疆节度使权力日益强大，而中央政府的约束力却不断减弱，离心思想变得更严重了，于是，叛乱的危机也出现了。唐玄宗开元十年，在边疆地区设了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管理。每一个兵镇的节度使管理着几个州，而节度使不仅是军事长官，而且还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其实，是具有对辖区内的行政、财政、户口、土地等的管理权力，州刺史作为地方长官便成了节度使的部属官员。如此一来，边疆的节度使权力越来越大，成了地方霸主。当中央政府力量转弱时，这些节度使们便越来越不想听从中央政府的调遣了，而且渐渐自行其是，于是，与中央政府的矛盾大大加剧。

最后，天宝十载（751年）之后，安禄山一身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势力变得非常强大，而他的心思也变大了，有了谋反之心。安禄山把张通儒、李庭坚、平冽、李史鱼、独孤问俗等罗致身边，让高尚主持书记工作，而且，还派刘骆谷潜伏在长安当情报官，专门刺探唐室的情报；而安守忠、李归仁、蔡希德、牛庭玠、向润客、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真等一批心腹将领被安禄山从军队里选拔出来，担任重要职务。此外，东北长期以来，已经招致了许多外族，包括契丹、奚、靺鞨、室韦、新罗、突厥、胡人等入居，外族势力越来越强大。《旧唐书》卷三九曰:“自燕以下十七州，皆东北犯诸降胡散处曲州、营州界内,以州名羁縻之，无所役属，安禄山之乱，一切驱之为寇，遂扰中原。”（参看《寰宇记》七一）当时的东北边疆，追随安禄山的重要人物，多数是异族人，汉人没有人对安禄山有影响力了。桑原骘藏指出：从禄山者孙孝哲、李怀仙等为契丹人，阿史那承庆、阿史那从礼为突厥人，安忠志、张孝忠为奚人，达奚珣为鲜卑人，苟读李泌“今独虏将或为之用，中国之人惟高尚等数人”（《通鉴》二一九）。其实，在玄宗时期的军队中，掌军权的边疆将领，有不少是来自异族，高仙芝、王思礼是高丽人；哥舒翰，突骑施人；与郭子仪齐名之李光弼， 契丹人；浑惟明、浑释之、仆固怀恩皆是铁勒人；荔非元礼，西羌人；论惟明，吐蕃人；白孝德，龟兹人。这将领很多在安史之乱中建立了相当的功绩，但从另一个方面看，表明当时唐朝的边疆，实际上掌兵权的有不少是异族的将领，这也让大权在握的安禄山胆子更大，敢造反。安禄山不但担负着东北地区的防御重任，掌控着东北边疆的军事、政治和财政权力，而且，还通过与杨贵妃的特殊关系，并向玄宗献媚表忠心想要更大的权力，当上了左仆射。

在安禄山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加剧时，杨国忠屡次诬告和排挤安禄山，当杨国忠上奏让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时，安禄山已忍无可忍，此时，他有了造反的借口，于是，唐朝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755年12月16日），安禄山率领着属下唐兵，并拉来罗、奚、契丹、室韦等族军队共15万人，号称大军20万，打着“忧国之危”、奉密诏讨伐杨国忠的旗号，从范阳起兵。由于安禄山的部队常年在边疆作战，其属下步骑精锐能征善战，而沿途州县地方官和百姓已长时间没有见过战争了，他们非常恐慌，而且，这些地方大都是安禄山的辖区，安禄山率领的叛军所到之处，州县或开门迎接，或弃城而逃，或很快被擒杀，河北地区很快被叛军所控制。安禄山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唐玄宗仍以为是厌恶安禄山的官员编的假话，起初并不相信。直到十一月十五日，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率兵造反的事实，于是，急忙召来宰相杨国忠等大臣商议应变之策，而叛军正雷厉风行地在攻城略地。

杨国忠画像

第四，玄宗重用宦官监军，听信谗言，误杀大将，胡乱指挥，让叛军的战果不断扩大。

唐玄宗采取的应对措施是，任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兼任范阳、平卢节度使，防守洛阳，并任命玄宗第六子荣王李琬为元帅、右金吾大将军高仙芝为副元帅率兵东征。同时，唐玄宗还派使毕思琛往东都洛阳募兵防守，此时，唐朝的精锐边军多数都没有能赶回来，高仙芝、封常清为了应急，只好临时在长安、洛阳两都募兵，而所募的新兵根本就没有战斗力。面对这一局势，平时只会揽权敛财、排除异己的宰相杨国忠，哪里有办法应对危机，朝中一片慌乱。而地方官无力抵抗，安禄山的军队在起兵之后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同年十二月十二日）便攻入洛阳。东京留守李憕和御史中丞卢奕拒降被杀，河南尹达奚珣投降了安禄山。封常清、高仙芝只能退守潼关，坚守不出。

本来，守住潼关是被动局势中的积极策略，唐军只要长时间坚守潼关不出，耗掉叛军的锐气，待各地边关唐军来援，便能转被动为主动，取得胜利。可是，唐玄宗年老昏聩，竟然听信了宦官监军边令诚的谗言，糊里糊涂地以“失律丧师”之罪处斩封常清、高仙芝两员大将。此时，朝中已无大将，玄宗只能起用病休在家的陇右节度使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令其率军20万，镇守潼关。哥舒翰进驻潼关后，充分利用潼关易守难攻的险要特点，加固城防，闭关固守。天宝十五载（756年）正月，哥舒翰成功击退了安禄山之子安庆绪进攻潼关的军队，将叛军阻止于潼关数月时间。安禄山知潼关难攻，哥舒翰难对付，便改变策略，将精锐部队隐蔽起来，命崔乾佑带着老弱病残的士卒屯于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以迷惑唐军，试图诱哥舒翰弃险出战。五月，崔乾佑在陕郡“兵不满四千，皆赢弱无备”的情报传到了唐玄宗那里，玄宗即刻遣使令哥舒翰出兵收复陕洛，哥舒翰上书解释，此时，郭子仪、李光弼在河北攻打叛将史思明，进展顺利，他们也赞同固守潼关，不宜出击的策略，他们还上书建议引朔方军乘机北取范阳，颠覆叛军的巢穴，以“围魏救赵”之计迫使叛军溃散。可是，主政朝中的杨国忠怀疑哥舒翰是在为自己打算，便怂恿玄宗令哥舒翰立即出击，玄宗听信谗言，连续派中使催哥舒翰出战。哥舒翰被迫于六月初四领兵出关，初七，在灵宝西原与崔乾佑部相遇，在交战中，被叛军诱进隘路之中，遭滚木檑石和焚烧的草车等攻击，唐军大败，20万军队，逃回潼关的只有8000余人。后哥舒翰撤到关西驿在招揽失散兵卒时，被吐蕃将领火拔归仁捆了去献给安禄山。

显然，此战役的失败全是由于杨国忠的误国和唐玄宗听信谗言瞎指挥所导致，这也成了叛军将领崔乾佑非常成功的一场伏击战。崔乾佑示弱诱敌，潜锋蓄锐，利用奸臣无能和皇帝的昏庸，诱使唐军弃险出战，并在会战时偃旗息鼓，诱唐军进入伏击圈，大败唐军。唐军本来可以固守潼关，等待援军，迫使叛军溃败的，而这次潼关一失，长安便失去屏障，朝中知潼关失守，一片混乱，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编六军，多赏赐钱财，从马厩里挑出九百匹马，为皇帝做好出逃准备。乙未日黎明，皇帝带着贵妃姐妹、皇子、皇孙、公主、妃子、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和近侍从延秋门出逃，长安很快就沦陷了。

第五，马嵬兵变使唐王朝权力中心出现了大变化。

丙申日，唐玄宗领着皇子皇孙、贵妃公主和大臣们逃到了马嵬坡（今陕西兴平市西北23里处），长安城丢了，逃往哪里去难以确定，护卫着皇室和大臣们的将士们心情特别不好，加上匆匆忙忙的逃窜，使将士们又累又饿，全队将士非常愤怒，他们必须找一个泄恨的。此时，龙武大将军陈玄礼认为是杨国忠擅权作乱才导致安禄山谋反，必须杀杨国忠以泄将士们之恨，兵权在手的陈玄礼请宦官李辅国转告太子李亨，表达将士们欲杀杨国忠以安军心之意。说来也巧，此时跟着队伍的吐蕃使者正领20多人围住杨国忠，他们十分饥饿，正向杨国忠索要食物。官兵看到了后，有人大声喊道：“杨国忠与胡虏谋反了！”杨国忠知大事不好，便骑着马逃到驿站西，可是，愤怒的士兵将他抓住了，立即将其杀死后肢解，并用枪挑着杨国忠的头竖在驿站门口，杀红了眼的士兵把户部侍郎杨暄、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和魏方进等也一并杀了。杨国忠的妻子裴柔同其子杨晞，以及虢国夫人及其子裴徽，被县令薛景仙杀死在陈仓。此时，已经没有力量可以阻止杀红了眼的将士们，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及京兆府司录参军韦谔请求玄宗杀死杨贵妃，太监高力士见事情不妙，急忙劝说玄宗杀死杨贵妃以保军心稳定。可怜的唐玄宗，此时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只好忍痛割爱下旨令高力士在佛堂缢死杨贵妃。这或许就是唐玄宗沉溺于酒色怠政误国的报应吧，曾是雄才大略的帝王，而今却不得不下旨杀了自己最宠爱的贵妃。

处死杨贵妃之后，从长安城逃出来的队伍便分两路继续出逃，唐玄宗领着高力士等一帮人进入蜀地，而太子李亨及其子李倓、李俶却北上灵武。太子李亨于公元756年农历七月十三日在灵武（今宁夏灵武市区）为朔方诸将所推举而登基，改元至德，是为唐肃宗。李亨遥奉玄宗为太上皇，而唐玄宗此时已无力阻止事态的发展。李亨下旨封任了新朝大臣，郭子仪被封为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仍兼充朔方节度使；李光弼被封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郭、李二人奉诏讨伐叛军。李亨登基的第二年，郭子仪上表荐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他联合李光弼分兵进军河北，在常山（河北正定）会师，很快击败了安禄山最重要的部将史思明，收复河北一带。这是李亨登基后的大喜事。曾有史学家认为，“马嵬之变”其实是一场“有计划的兵变”，“安史之乱”使肃宗替代了玄宗，成了唐王朝的新皇帝，权力发生了大转变。

第六，肃宗继位后，屡屡失误，使唐王朝转入了弱势之中。

安禄山自天宝十五年（755年）正月初一登基自称大燕皇帝之后，改元圣武，所辖军队进展比较顺利，不过，安禄山原本患有眼疾，造反以来，视力渐渐减退，后来双目失明，而且还患有疽病，虽战事不差，但他心情不好，性情越来越暴躁，常常打骂甚至处死部属，自称帝之后，于深宫深居简出，诸将欲见安禄山，需经严庄转达，而严庄虽受重用，却也常遭安禄山鞭挞。而宦官李猪儿是被安禄山重用的亲信，常年服侍左右，但却被挨打最多。严庄、李猪儿一肚子怨气。此时，安禄山所宠幸的段氏生下一子名庆恩，安禄山几次表示了以庆恩代庆绪的意图。这消息传到安庆绪那里，安庆绪担心被废，便与严庄、李猪儿合谋，于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五日 （1月29日） 夜，将安禄山杀死在寝宫里。第二天早晨，严庄对外宣告说：“大燕皇帝病危，诏立安庆绪为太子，军国大事皆由太子治理。”之后，安庆绪继承帝位，尊安禄山为太上皇，改年号为载初。庆绪杀死其父之后，令史思明回守范阳，留蔡希德等围攻太原。可是，安庆绪驾驭臣下和领兵打仗毕竟不如其父，就在他继位的同一年，长安便为唐军所收复，安庆绪自洛阳败逃退至邺城（河北省邯郸市临漳县），而其部将李归仁兵败后，率精锐及胡兵数万投靠守范阳的史思明。唐军随后又收复洛阳。

这一阶段，唐军收复行动比较顺利，收复洛阳之后，又逼降安军的重要将领严庄，而陈留（治今开封）军民杀安将尹子奇归唐；唐将张镐率兵收复河南、河东郡县。形势一片大好。

就在这时，肃宗帝以为战事顺利了，便对前线的用兵不那么重视了，他犯了接连的失误，致使叛军有了喘息的机会，重新壮大。

首先，当前线战事逐渐顺利时，肃宗没有下旨乘胜追击安军残部，反而忙于迎太上皇还回故都，忙着他当上新皇帝之后在故都的喜庆之事。战局瞬息万变，肃宗的失误使安庆绪逃至邺城之后，能有机会将其上党（今山西长治）的部将蔡希德，颍川（今河南许昌）的部将田承嗣，南阳（今邓州）的部将武令珣等，招至邺城会合，并在河北诸郡招募新兵，安军又恢复至6万人左右。

其次，肃宗遇大事犹豫不决，且猜忌心很重，他于诸军中不设统帅，使反叛军之战难以取胜。战事紧张时，最忌讳的是三军缺统帅，缺乏统一指挥，当时，唐军围攻叛军的九节度之师，如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各自所率的军队，因为郭子仪和李光弼皆是元勋，难相统属。没有元帅统一指挥，各路军各自为政，其战斗力大打折扣。乾元元年（758年），本来，安庆绪已为郭子仪所率的20余万兵所围困，后来，其兵力还增至60万，但九节度军不知道谁是统帅，各有盘算，结果，安庆绪得到了史思明的援助，邺城之围被解，九节度军大败，唐军失去了难得的灭掉安庆绪的宝贵机会。

再次，肃宗不信任前方征战的武将们，对郭子仪、李光弼不放心，派宦官牵制前方大将，致使叛军又做大。当邺城叛军危急，而史思明正思援助之时，肃宗指派没有任何军队经验，没有任何军功的太监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当时，李光弼主张分军逼魏州，阻止史思明南下，以便早日攻陷邺城，这本是当时用兵之上策，而鱼朝恩却极力阻止，致使史思明看出了唐军弱点，南下积极出击，大败唐军九节度使大军。此外，在战事正紧要时，鱼朝恩还谗告郭子仪，致使郭子仪被召还长安，解除了兵权，谙熟战事的名将，却在关键时被诬告而成了闲官。不久，史思明杀了安庆绪，接管了安庆绪的所部，领兵返回叛军老巢范阳，自称为“大燕皇帝”。晚唐宦官的逐步做大，或是自鱼朝恩开始的。

此外，当史思明杀安庆绪时，叛军自相残杀，处于混乱之中，根基未稳，此时，肃宗不但没有能任用大将，率军乘机击之，反而让李光弼、王思礼等领兵回京，这使得史思明有整合军队，稳固根基的时间，难怪，史思明敢大胆学起了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

最后，原本，讨伐叛军时，该任用忠诚勇猛之将，而肃宗却听信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之言，重用仆固怀恩，仆固怀恩曾出使回纥借兵，他出嫁二女和亲回纥，联手回纥，击败叛军，但在史朝义被杀之后对于有功之将，本可封赏予州官即可，而肃宗却听信仆固怀恩之言，授李怀仙为幽州节度使，授田成嗣擢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史，而田成嗣等皆着力自强，修缮兵甲，署置官吏，户版不及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实质上，河北三镇已经不属于唐所能管辖了。这导致了后来晚唐的藩镇之乱。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安史之乱”时说：“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天宝年间，种种原因导致了“安史之乱”的产生，而这一场鏖战了七年多的战争由于玄宗的腐败和肃宗、代宗的昏暗，唐王朝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损耗，即便是在安禄山和史思明死后，仍然产生了巨大的危害，这成了唐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唐朝就此变得平庸、衰弱，再无大唐雄风，而晚唐更是出现了宦官、后宫专权的颓废之局，唐王朝的衰落之所以越来越严重，应该说，其消极的影响正是从“安史之乱”开始的。文章比较长了，下篇再分析“安史之乱”的影响和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