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首届春节联欢晚会以现场直播形式在央视播出。伴着“春晚”这道年夜饭上的“大菜”，观众开始熟悉了一首喜气洋洋、中国韵味十足的乐曲——《春节序曲》。这首曲子比大家耳熟能详的《难忘今宵》（1984年首登央视春晚）在春晚的舞台上的历史还要早一年。
直到现在，每年春晚的时长与节目风格或有变化，但无论如何，《春节序曲》都会准时响起，成为人们欢度春节时的标配音乐。
《春节序曲》出自李焕之创作的《春节组曲》的第一乐章《序曲——大秧歌》。但这个本名已经很少被人提起，反倒是《春节序曲》这个名字被大众所熟知。
《春节组曲》作于1955年至1956年之间。那年春节，北京街头一片热闹欢腾，李焕之不由得想起了他在延安鲁艺度过的激情燃烧的岁月。
李焕之1919年出生于中国香港。1938年8月，年仅19岁的李焕之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同年年底，“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应邀来到鲁艺任教。李焕之被选中进入第三期特别音乐班，成了冼星海的学生。因学习刻苦又极有天分，在结束学业后，冼星海为李焕之争取到留校任教的机会。由学生转变为教师，这在当时的鲁艺非常少见。
正月十五元宵节期间，延安的群众举行热闹非常的闹秧歌活动。大家排着长队走家串户，用彩灯排出各种图案的灯阵，伴随着欢快的乐曲起舞。延安新秧歌运动后，春节就成了延安文艺工作者和人民群众同歌共舞的节日，也成了党政军民相互问候、鼓舞斗志的绝好机会。
在深入民间采风的过程中，李焕之对陕北民间音乐产生了浓厚兴趣。《春节组曲》就是按陕北民间“秧歌”结构写成的管弦乐曲。作为我国北方传统民间歌舞，秧歌的表演形式包括三部分，分别是“过街”“大场”“小场”。“过街”的舞蹈动作相对简单，是在大街上行走时进行的表演。“大场”热闹红火，属于热闹多变的大型集体舞蹈。“小场”是人数较少的表演，通常只有两三人，并有一定的故事情节。
《春节序曲》对秧歌旋律和节奏融会贯通，生动展示了人们载歌载舞、敲锣打鼓的热闹场面。《春节序曲》引子相当于“过街”部分，第一部分是热烈的快板，描写“大场”歌舞场面。中间部分是抒情的中板，描写“小场”的舞蹈表演。然后回到第一部分，描写秧歌以“大场”收尾，最后的尾声重复了引子的后半部分。
《春节序曲》在创作手法上借鉴了西洋作曲技法，而民族化的素材、和声和打击乐器使用，使这部作品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风格。《春节序曲》中的秧歌和陕北民歌素材，凸显出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域特色，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在《春节序曲》中，李焕之创造性地将西方乐队的编排与重复音乐的创造方法与我国的传统音乐审美相结合。《春节组曲》中所有的音乐素材和整体的构思都来源于中国的民间文化。李焕之强调要将中西方有价值的音乐文化互相结合、互相促进。这也形成了李焕之独特的音乐创作风格。
1989年，《春节序曲》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1993年《春节序曲》入选“二十世纪华人音乐经典”；2007年，《春节序曲》又“搭乘”中国第一颗探月卫星“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这些足以证明这部作品历久不衰的经典魅力。
《春节序曲》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在海外华人华侨的音乐活动中更是经典之作。曾有旅美华人作家生动描述幼时听《春节序曲》的美好记忆：
很早就熟悉《春节序曲》。20世纪60年代初记事起，每到春节，这首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交响乐在收音机里播出的频率特别高。我喜欢这曲子，热情、喜庆、欢快，《春节序曲》一响，我就手舞足蹈……
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价值贯穿作品之中，整首作品的情感基调是的快乐祥和的节日氛围，正符合海内外华人团结一致、迎接美好未来的共同期待，勾起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思乡情感。
李焕之曾在《论作曲的艺术》一书中写道：我们的这部作品是民族交响音乐，而不是西方交响音乐的抄袭和复制品。我们作曲家的创作从题材、体裁、风格与技法等各个方面，都努力去探索、开创一条民族交响音乐的道路。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中国民族音乐作品呈现在大众面前，如何创作出真正的中国民族音乐，让我们的音乐能够更多地出现在世界舞台，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是当代音乐人共同的课题。
中央音乐学院教授梁茂春在关于李焕之的回忆录中写道：焕之老师始终坚持一个思想，在写作中要贯穿实事求是的精神。在教育孩子时打好实实在在的传统文化基础；在音乐创作中强调表达作曲家的真情实感；在指导学生写作时，再三强调要写出“真实全面的人物”。以上这些教导中，总也离不开一个“实”字。
“实事求是”是李焕之一以贯之的理想。脚踏实地学习传统文化基础，躬身搜集民族传统音乐素材，在创作时着力表达淳朴的真情实感。这也是1999年底李焕之在身患重病时，在和死神争分夺秒创作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管弦乐《大地之诗》时所秉持的信念。
在《传统音乐和我的创作》中，李焕之道出了他创作《春节序曲》时的心路历程：“我在创作《春节序曲》时，基本上就是选用现成的传统歌腔和乐调作主题而予以发展再创造的。但所选用的音乐材料，都是我在生活中所深刻感受的事物、生活风貌、情怀以及群众的音乐生活，有着直接的、内在的联系。这一点很重要，也就是我所认为的：作曲家要生活在其中。”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23日1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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