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历史和山东历史有什么区别,河北山东历史

对于河北省馆陶县的人们来讲,“陶山”是一个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文化符号,因为它是馆陶之名的源泉,最早在唐朝的《元和郡县志》中就有记载:“馆陶县,本春秋时晋地冠氏邑,陶丘在县西北七里,赵时置馆于其侧,因为县名”。

河北、山东两地相距200公里,为何在历史典籍中,却找到相同记载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有关馆陶县来历的记载

无“陶山”,就没有“馆陶”一名

馆陶在春秋时期为“晋地冠氏邑”。“邑”是先秦时期对人们聚集地的一种称呼,规模有大有小,今天大大小小的城市、县城、乡村有很多就是由那时的“邑”发展而来。可以说如果没有陶山,“冠氏邑”一名很可能会在今天馆陶县一带沿用到今天,当然后来隋朝在馆陶东部析置新县时,就不能再以“冠县”为名了。

在明、清时期馆陶的地方志中“陶山”“陶丘”是一回事

虽然在《元和郡县志》、清朝《馆陶县志》记载馆陶的来历中“县西北七里有陶丘,赵置馆于其侧,故名馆陶”,用的是“陶丘”,但县志中也有《陶山记》《书陶山记后》等文章称其为“陶山”,哪怕是馆陶古八景里的第一景也是“陶山夕照”。

河北、山东两地相距200公里,为何在历史典籍中,却找到相同记载

清朝《东昌府志》中,馆陶县旁就同时绘有陶山和陶丘

之所以在称呼上有“丘”和“山”的差异,想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丘是小山的别称,两者可以混用;二是因孔子名“丘”,清雍正三年(1725年)尊孔避讳其名,或许此时改“丘”为“山”的。

不过在清时《馆陶县志》的记载中却有一处“陶山”和“陶丘”同时出现:

山川:

陶山,在县西南五十里,《禹贡》:“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即此。

河北、山东两地相距200公里,为何在历史典籍中,却找到相同记载

清朝乾隆年间《馆陶县志》中记载的陶山

《禹贡》是我国的古代名著,是《尚书》中的一篇,其著作时代一般被认为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过作者为了让作品更具有权威性,就托名为上古圣人“禹”的创作,因此定名为《禹贡》。正是有了大禹的这道光环,在时刻把圣人的言论奉为圭臬的古代,《禹贡》中的记载无疑是对事情真实性最权威、最正确的注脚了。此外,《馆陶县志》中的这个记载还在明朝天顺年间编修的《大明一统志》所引用。

虽然“陶丘”在《禹贡》中有记载,但是人家并不是说馆陶的“陶丘”!有很大的可能是在编修《馆陶县志》时被编撰人员引用错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禹贡·导河》中人家的原文是这样的:

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看到了没,在“东出于陶丘北”后面还有内容,而不像县志里记载的那样,就俩字“即此”,而是“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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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时期地图上的济水及曹国示意图,曹即陶丘

沇水是济水的上游,荥是荥泽,均在河南省;菏是指的是菏泽,汶是汶水,在山东省,和馆陶并不能产生联系。

估计当时编修县志的人员,在《禹贡》中找到了唐朝《元和郡县志》中所记载“陶丘”的“权威”依据,如获至宝,不假思索,迫不急待地拿来就用,以至于无视“济”“荥”等和馆陶毫无交集的两个名词,不过在看到经过“陶丘”北之后,“东至于菏”,又“会于汶”,才猛然发现更无法和馆陶联系起来,只能到“陶丘北”就“即此”了。

陶丘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很响亮的名字,不是小山丘,而是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挖了连通济水和泗水的菏水,进而把江、淮、河、济有着“四渎”之称的四大水系联系起来,处于济水与菏水水运交通中心的定陶迅速发展成为著名的经济都会,有着“陶为天下中”的美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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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陶为天下中”的陶丘,与济水、泗水、河水位置示意图

当时的定陶名字为“陶丘”。据传尧定都陶丘,舜在陶丘制陶,还与大禹在陶丘相识;武王伐纣之后,封其六弟振铎为曹伯建曹国,都陶丘。春秋战国时期,陶丘则以经济繁荣闻名于诸国,以至于吸引了有着“民间财神”之称的陶朱公范蠡来此定居,后来也因此改名为“定陶县”。据清《定陶县志》记载:

范蠡以陶为天下之中,遂定居焉,故曰定陶,秦灭齐置县,其名至今之。

此外在清《定陶县志》的有关“陶丘”“济水”的记载中,可以清晰的找到本文前面所说的《禹贡》中的记载:“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也只有在这里,济水所经的各处才能够一一对应到位,可见此“陶丘”也是《禹贡》中的“陶丘”。

定陶虽然古称“陶丘”,但从历史记载上看,陶丘是一般作为地名来使用,而非山名。据《竹书纪年》、《说文》记载:“尧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十年帝游居于陶”。“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帝也在“陶”耕种渔猎:“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

或许在最初,定陶也是有着一座陶丘的,否则在地名多为单字的先秦时期,仅以“陶”为名就可以了,何必再加个“丘”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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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东昌府志》记载馆陶陶山“与此无涉”

关于《馆陶县志》引用《禹贡》的内容错误一事,在清嘉庆年间修撰《东昌府志》时就被发现了,因此在那个版本对馆陶陶山的记载后面又加了一行字:

按:《禹贡》陶丘即今曹县左山,与此无涉。

即《禹贡》记载的“陶丘”,和馆陶的“陶山”没有关系。

就这样,河北馆陶和山东定陶虽然距离在200公里左右,但是因为都和“陶丘”有关系,以至于《禹贡》的记载同时出现在了两地的志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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