寨门土地、树神、打戛……这些习俗你听说过吗？在70年前，吴泽霖、陈国钧两位学者来到贵州，忠实地记录下了这些少数民族的奇特习俗，著成《贵州苗夷社会研究》，2017年，本书作为《贵州文库》系列丛书出版。
本书作者吴泽霖，江苏常熟人，留美博士，曾任上海大夏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教务长。抗战爆发后随校内迁贵阳。后历任西南联合大学、西南民族学院、中央民族学院、南开大学、中南民族学院等校教授。
另一位作者陈国钧，浙江诸暨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大学，曾留学于荷兰社会研究院，回校后任教于大夏大学。抗战爆发后转而从政。
《贵州苗夷社会研究》收入吴泽霖、陈国钧等学者从1938年到1942年间在贵阳各种报刊上发表的论文51篇。内容大多为作者们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所作的民族学田野调查成果，真实记载了70多年前此地的风土民情。
在当时，两名作者都是万中无一的高级知识分子，留洋归来，却主动去到尚为蛮荒的贵州山野记录民俗，其精神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书中所记载的各类习俗，便是今日看来也令人惊奇，平实的文笔，将民俗描绘得栩栩如生。书中有一篇《贵州安顺苗夷族的宗教信仰》，作者通过实地查访，记录了苗族、布依族的数种有趣的宗教民俗，他处少见。比如下面几则（原文摘录如下）：
［寨门土地］县内各地苗夷于每春祭树神后，即砍木作偶一对，安置于寨门路旁，亦有放于已筑之矮屋内，专为守护寨门，如汉人之土地菩萨然，俗又称为“寨门土地”，其职责在保护全寨人口之安全，每逢阴历六月初六日，必须由全寨公祭一次。
［树神］苗夷在村寨之后，必植有树林，俗称为“后龙”，择其中之最大者奉为“树神”。寨中人对于后龙内之一草一木皆不乱取，若间或拾取偶尔生病，即以为触怒神树所致，每年废历三月逢首龙之日，在树神前设一草亭为祭台，由鬼师领导祭祀，全寨各家均须以肉饭为祭。
［打戛］县内花苗在其先人死时，即许愿以求全家安全，若其先人死后，其家兴旺，则过十三年后，必为死者杀牛祭荐，俗称为“打戛”，又称为“做大斋”；满十三年其家若无力买牛，可请鬼师禀告先人展期祭祀。打戛时家人须预买水牛一头，喂养肥大，至期在寨外广场上，临时建立一矮小草亭，谓之“祭台”。由死者之后嗣，牵牛至亭边，且舞动长刀（即宰牛刀），大喊“不准谁人抢我家牛”数声，亭内点香烛，并供鸡鸭等祭品，鬼师站立于草亭旁，祝告死者：“你家后辈某人送你一条牛，你要永远保佑他们。”祝毕，其后嗣乃将长刀砍牛头，一刀砍死者为上吉。将砍下之牛头，置于亭内为祭物，牛肉则用大锅煮熟，在场诸亲戚分食之。各亲戚来观之时，皆携五升米及一缸米酒为送礼，食毕又各用细竹插三块牛肉归家。
此外，文中还记述了牛王、马王、神位、扫寨、留发、小马儿、扑水饭等苗族、布依族习俗，颇值得一观。
多彩的民俗，让贵州成为人类学研究的“金矿”，不只国内学者纷至沓来，还吸引了外国学者远道而来，这就是接下来要介绍的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著作《苗族调查报告》，2018年出版。
鸟居龙藏，日本四国德岛市人。民族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鸟居氏小学卒业后自学成才，1892年进入东京大学人类学教室，随后从事研究和教学。鸟居氏曾于西伯利亚东部、千岛群岛、库页岛、朝鲜及中国的内蒙古、东北、云贵、台湾等地进行田野调查。他对中国民族所作的调查研究及所写出的调查报告，深为中国学术界所重视。
《苗族调查报告》原出版于1907年，为鸟居龙藏于1902年至1903年间旅行贵州等中国西南边区省份，对苗族聚落作实际观察测验后的研究报告，涵盖极广。
本次《贵州文库》版本以民国国立编译馆译本为底本，参以日本出版之二种版本吗，不仅恢复了原译本中删节之内容，并于附录中补入了大量相关图片，增译了鸟居氏的《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节选）》及其他相关文章，是现刊最全补译本。
本书中，鸟居龙藏对苗族的研究非常详细，比如谈苗族铜鼓一段：
“表面以太阳光线为中心，其周以重圆线纹绕之，分为层次，纹数为十二，其中又各附以花纹，余兹申述之。
首先，余欲述者为中央之太阳光线状。此光线状为数十二，普通任何铜鼓均有之，其数最多者……
第一，在太阳光线状之旁，其花纹似为动物之面部（鸟）。以此推之，则余之铜鼓上之花纹，显系由此种动物面部变化者。
第二，有如高杯状之花纹并列者，马来群岛中之Rotti岛及Salayer岛所有之铜鼓，俱图有此种鸟形，但Hegel所引用者以及见诸《西清古鉴》者，则大都与余所有者同……
第三种花纹，为较简单之鸟之变形，东京及Salayer岛之铜鼓，显然画鸟状，故与其他铜鼓比较时，能得其蜕变之迹。
……”
如此，鸟居氏以描绘、类比、分析的方法次第描述了苗族铜鼓表面的十二层纹饰，并以同样的方法又描述了铜鼓的形状、胴部之花纹、把手、化学成分、音乐价值等，态度细致而严谨。民国学者江应梁在评价《苗族调查报告》时赞道：“著者将苗人之刺绣、笙、铜鼓，提出作专章研究，其见地确很高。”
对于贵州的情况研究，不只有人类学家的学术专著，也有地方官员的从政感悟。比如接下来要介绍的《花溪闲笔》与《贵州民政十讲》，二者在《贵州文库》系列丛书中合编为一册，2017年出版。
《贵州民政十讲》由民国时期时任贵州民政厅长的谭克敏口述，其主任秘书曹源松记录。本书系统地记载了国民政府时期贵州县级政府行政运转的各方面情况，以及改良行政的一些设想。
谭克敏，字仲谦，又字时钦，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40年12月，谭克敏回乡就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任民政厅长期间，不受权贵干扰，任人唯贤，举荐并考核各县县长任职。在其任期内，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理顺与基层职能部门的关系，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民政府抗战时期人力、物力的压力。此外，他还积极参与了贵州大学和贵州银行的筹建。
《花溪闲笔》则是由抗战时期任贵州省政府主席的吴鼎昌所著，书中总结了他主政贵州的经验和感想,从书中可以看出他行政思想、做人做事的风格。他提出的关于“经济发展”“人力发展”“官员选用”等行政理念，在当时颇具有前瞻性。
吴鼎昌乃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奇人，在金融、新闻、政治三界都颇有建树。他是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主持成立了四行联合经营事务所和四行储蓄会，是北方金融界的实权人物；他是民国时期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新记”《大公报》的三巨头之一；他两度为官，历经晚清、北洋、南京三个政权，极富政治热情。曾提议联合出资500万元在上海跑马厅北面建造一栋24层的摩天大楼，即上海国际饭店，是当时的远东最高楼，并保持“中国第一高楼”的纪录长达半个世纪。吴氏自言平生志愿在办一学校，办一报馆。
1937年11月至1944年12月，吴鼎昌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贵州全省保安司令。主黔期间，他主张“省政的关键在于县政”，大批任用贤能，重视民生，发展教育，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严禁鸦片烟毒，改革不良风气，发展教育，创办了贵阳医学院、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大学等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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