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解放”一词并非“解放军”“解放区”中的“解放”，不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或“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解放”，这个“解放”在“文革”中另有含义。与它相邻的词不多，勉强可以举出一个“给出路”；与它相关或相反的词随便可以举出很多，诸如“打倒”“靠边站”“走资派”“下放”等等。和“牛鬼蛇神”一样，“解放”也没什么科学的定义，它代表一次生活地点的“位移”，或一次政治身份的渐变；是“施威”之后的“赏恩”，“大紧”之后的“小松”。这其中的滋味，“解放”过的人才能模模糊糊地感觉到。
在《我写文化大革命》一书中，于光远说七十年代初他在干校曾几次听到“某某被解放了”的消息；他说他为民族和社会解放事业奋斗了几十年之后，竟产生了一种盼望早日“解放”的想法。这可以看作是“解放”的用法之一：被下放到干校，又被允许回去，就叫“解放”。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创造性”地把“解放”一分为二：“半解放”和“完全解放”。季先生说，他感觉到的“半解放”是接到“革委会”的通知，说他可以离开“牛棚”回家了，可以睡在自己的床上了。但是，“高兴之中又满怀忧虑”：“头上还顶着一摞帽子，自己的前途仍然渺茫；每月只能拿到那一点钱，吃饭也不够”；外来的压力也没有消失，“仿佛成了瘟神或爱滋病的患者，没有人敢接触”。他必须到指定地点参加“学习”，可是，“同革命群众在一起，我还是非常不习惯，有点拘谨，有点不舒服。我现在是人是鬼，还没有定性。游离于人鬼之间，不知何以自处。
到了一九七一年，季先生觉得自己“完全解放”了。派给他的差使 处”。是看守门户，传呼电话，收发信件和报纸。如何是“完全解放”呢？季 先生说：“我无忧无虑，身体健康。忘记了从什么时候起，又恢复了我的 原工资。吃饭也不用发愁了。此时，我既无教学工作，也没有科研任务。 没有哪一个人敢给我写信，没有哪个人敢来拜访我。外来的干扰一点都没有，我真是十分欣赏这种“不可接触者”（印度的贱民）的生活，其乐也陶陶。”
所谓“解放”，原来就是多少能过一点正常人的生活了，也可以“偷 偷”地干点自己想干的事了。于光远先生“解放”后过不惯闲散生活，就 自己给自己恢复工作，联系一帮青年编了几本书。季先生做“传达室老 大爷”之余，开始暗地里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晚 上在家阅读原文，把梵文诗句译成白话散文；白天上下班路上或传呼电 话、收发信件的间隙，再把散文改成诗；兜里有几张写有译文的小纸片， “闲坐无事，就拿了出来，推敲、琢磨”。季先生说：“我眼瞪虚空，心悬 诗中。决不会有任何人—除非他是神仙—知道我在干什么。自谓乐在其中，不知身在门房、头戴重冠了。”
季先生心中藏无限春光，但外面的世界离春天还很远。林彪摔死 温都尔汗，那“轰隆”一声炸响惊醒了很多人，也“解放”了一些人。 但是，真正的解放时间还没到。“解放”不过是“下放”之后的“上放”， “瓦解”之余的“不解”：头上的“帽子”和心中的“捆绑”，都还紧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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