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中华文化的优秀精神中，“老黄牛”精神在近代以来一直被新时代推崇。
形容人勤劳肯干，有“老黄牛”；比喻人高大威猛，可说其“牛高马大”；还有倔强执着的“牛脾气”。中国人许许多多的优良品质也可从牛的身上找到影子，如勤劳勇敢、无私奉献、忍辱负重等等。
历史上关于赞美牛优秀品格的文学艺术也是多如“牛毛”，诸如唐代柳宗元所著的《牛赋》和韩滉的《五牛图》。
近代更有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而牛的文化形成体系可以追溯到我国汉代时期。
一、律不得屠杀少齿，耐劳多产的牛
汉代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业生产必不可少的工具就是温驯有力的牛。同时牛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也被汉代统治阶级重视起来。如《风俗通史》载：
“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强弱也”。
汉初结束了秦王的暴政，社会生活相对安定，在和平的环境下，牛的养殖数量逐渐增多。除了个人养殖外，国家专门设置了畜牧养殖机构，如太仆苑、畜府等。但是由于汉代应对自然灾害的技术不够发达，牛的养殖也很脆弱。
如牛疫、大雪、冰雹等对牛养殖业有着直接破坏的作用。
养牛耗费的草料和时间很多，加上牛疫的威胁，汉代的牛很少被端到餐桌上。但汉代也有专门饲养食用肉牛的记载，如《汉官旧仪》载：
“养牛五岁，至三千斤”。
重量巨大的牛不适合作为生产工具，将其看做食用牛的可能性更大。除此之外《后汉纪》也曾记载了这种牛的养殖方法：
“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远，曾不若一羸牸”。
可见此牛不仅体重大，食量更是惊人，显然不是一般人能养得起的。
因此，除了贵族统治阶级食用无病自产的肉牛外，普通老百姓并不普及，他们更多地将牛用于生产生活。
最主要的用途有三种：牛耕、拉车、杵舂。
牛耕是牛的基本用途，汉代已经遍布于南北，这一点从传世文献以及全国各地出土的大量汉画像石中都可以看出来。牛耕技术的推广，得益于政府官员的推广。
《汉书·循吏传》载：“渤海太守龚遂，曾致力于劝民”。
其次牛因为力气巨大，也是重要的交通工具，汉代很多运输“非牛力不能胜”。西汉昭帝时曾雇用民间牛车拉土，一次就租用了三万辆。牛车的式样也是多种多样，不仅有专门拉货的牛车，还有可以载人的牛客车。如专门押送朝廷犯人的广柳车，每辆由两头以上的牛牵引。
这种牛车后来逐渐发展成大型货车，《茂陵书》对这种大车的使用也有记载：“每县数百乘，是今运转大车是也”。
最后是用于汉代加工粮食、药物的杵春。这是一种借助牛的大力驱动杵臼进行粮食加工的方法，比人力效率高出一百多倍，在汉代生产中占有很大的比重。
牛的多种用途都体现了牛的力量，这种力量赋予了汉代人生产生活，帮助他们自给自足。这是汉代人与牛的初步接触，牛作为生产工具被广泛使用，但随着接触时间的推移，人们对牛的认知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驱牛马万余交易，繁荣衍生的职业
这个阶段主要体现在由牛衍生出来的人类职业。前文所说的牛养殖就是其中之一，后来因为牛的数量多，用途广泛，逐渐催生出关于牛的交易。
首先是借助“汉匈合市”赚取利益的商业性养牛专业户和耕牛租赁者逐渐占领牛的交易市场。《论衡》载：
“犹家人富殖，物不同也。或积米谷，或藏布帛，或畜牛马，或长田宅。”
养牛同买卖粮食、布帛、房地产一样，成了时人发家致富的手段，甚至能够富比王侯。
西汉平帝时，官府专门设立安民县，将国家养殖的牛租赁给贫民劳作，以此救济贫民。反之，农民饲养的耕牛，也可租赁给地方官府做它用，以此获利。
其次是对牛的身体有研究的职业，如牛经纪和牛医。牛经纪特指专业相牛的人员。平民要从养牛专业户中买牛，害怕买到不合心意的牛，一般会请牛经纪人进行相看。
也因为有了这类职业的存在，才会诞生后世诸如《相六畜》这样的书籍，牛就是六畜之一。
而医生的存在更合理了。《后汉书》载：
“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也。世贫贱，父为牛医”。
说明当时的牛医这一职业多为贫民担任，其中原因应有贫民相对其他人更加了解牛的情况。
最后是由牛的推广而产生的艺术类职业，如斗牛艺人、擅长画牛的画工、换牛头的魔术师等。在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中，斗牛是众多牛形象中一种非常重要的类型，代表图案有南阳市五中汉墓出土的“斗牛”图。
汉人勇敢尚武，斗兽是一种喜闻乐见的游戏。不过斗牛毕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行为，需要相当的技巧和经验。所以汉代的斗牛者或是专业的斗牛艺人，多为底层的百姓，以专业的斗牛表演来获得收入。统治者阶层则格虎、格熊，如《汉书》记载汉武帝称：
“入山下驰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罴”。
画牛工多为汉代的画家，他们喜好画牛，常将牛的形象生动地呈现出来。如《西京杂记》记载的汉代一流画牛师刘白、龚宽：
“新丰刘白、龚宽，并工为牛马飞鸟众势，人形好丑，不逮延寿”。
至于换牛头魔术师则是一种魔术表演，来源于域外。《后汉书》详细记载了这种魔术表演，给当时的汉帝国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即：
“永宁元年，西南夷掸国王献乐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明年元会，作之于庭，安帝与群臣共观，大奇之”。
无论是商业盈利的职业，还是娱乐的职业，这些从牛衍生出来的职业都代表着汉代百姓和统治阶级对牛的重视。当人们逐渐养成用牛的生活习惯后，文化观念就孕育而生。
三、祭天尊之大物，等级森严的文化观念
这种文化观念的形成是潜移默化的，牛在汉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与人密切接触，许多具有时代特征的观念无可避免地带上了牛的形象。例如封建社会最重要的祭祀活动，牛在其中担任的角色就是用于祭天的大物。
统治阶级的祭祀用的是最高级别的“太牢”礼，包括牛、羊、猪三种牲畜。值得一提的是，汉高祖刘邦曾用最高的“太牢”礼祭祀儒家创始人孔子。
以牛祭祀时，汉代有严格的程序。《汉官旧仪》曾对汉代皇帝的祭祀过程有详细的描述，这里就不一一罗列。
以牛作为祭祀的至尊之物，是整个汉代社会共有的观念。但这里也有等级观念的区分，比如天子、诸侯祭祀时能用牛，等级次之的则只能用羊，不可僭越。
如《白虎通义》载：“祭五祀，天子、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时祭牲也。”
这样区分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衬托统治阶级的高贵。
另一方面，牛还可反映底层百姓生活的贫寒、窘迫。因为在贵族人眼里，只有普通老百姓才使用价格低廉的牛车。对于一些注重自律、心胸豁达的达官贵人，乘牛车又是一种较具个性的表达方式。西汉博士朱云退休后，“常居鄠田，时出乘牛车从诸生，所过皆敬事焉”。
显露了一种逍遥、自在的平静心态。
除了祭祀，牛的力量之美也被爱好艺术的文人赋予了生动的形象。如1980年出土于扬州邗江县甘泉2号东汉墓的错银铜牛灯，给人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之美。最传神的地方是灯座，灯座是一头俯首站立、双角上耸、四足矮而敦实、尾卷曲向上、雄浑壮硕的黄牛。
这种力量之美与汉人的尚武精神是相吻合的，它给汉代人心灵上酣畅淋漓的感觉。只不过这种感觉也许在现代很难被人理解。
汉人在与牛密切接触的过程中，加深了汉代人对牛的思考，形成了一些独特的文化观念。譬如将牛作为祭祀的至尊之物、以牛的至尊衬托统治者的等级、借牛的力量之美抒发内心尚武精神等。
结语
封建礼制下的汉代人在与牛的相处过程中，不仅从牛的身上获得生存条件，还将其作为祭祀的象征物衬托等级观念。甚至借牛的力量之美表达心灵对武力的崇拜。
所以牛文化应运而生，人们逐渐从牛的身上看到了更多的品质。诸如吃苦耐劳、倔强勇敢、忍辱负重等。
正是汉代底层人民与牛的接触，并将内心的真实情绪隐射在牛的身上，才形成了与牛相同的优良品格。这对后世人文精神的形成无疑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资料：
《风俗通义》
《汉官旧仪》
《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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