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后工
这句话出自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梅尧臣年少聪敏，文采过人，与苏舜钦齐名，时号“苏梅”，又与欧阳修并称“欧梅”。但是他仕运不好，直到五十岁才中进士，还是在欧阳修的推荐之下才进入国子监。终于当了官，六十岁左右就病故了。
从欧阳修的角度来看，梅尧臣的命运多舛。而这种不顺利，表现出来就是一种“穷”，这并不仅仅表示物质生活的贫困，更多地是指际遇不达、命运捉弄的状态。实际上梅尧臣虽然在仕途上很“穷”，但是在北宋诗坛算得上拔尖人物。
我们在说到北宋初诗文改革的人物，莫不推崇领袖欧阳修。实际上这是一群人的努力，包括范仲淹、王禹偁、苏舜钦、梅尧臣和欧阳修。这些人当中，以梅尧臣的理论和实践最高。他的诗主张写实，反对“西昆体”，作品力求平淡、含蓄，同时又整肃了初期因为反对“西昆体”而走偏，陷入佶屈聱牙、险怪崎岖的“太学体”，在两者中间走出独特的“宋调”，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
而欧阳修因为掌握了科举工具，类似于今天高考作文的命题人，他大棒一挥，就从科举教育、遴选官员上直接把诗文之风给纠正了过来。而给他提供理论基础的就是他的这些朋友们，当然，也包括他自己。所以我们看到欧阳修遴选出来的门生，都是符合诗文革新派主张的学子，包括三苏、曾巩等人，这些人都成为散文名家，与欧阳修同列“唐宋八大家”。
梅尧臣的“穷”，是不是他成为欧阳修眼中的大诗人的原因呢？在欧阳修眼中就是如此，因为“盖愈穷则愈工”。
为什么会“穷而后工”？
欧阳修作出了分析：“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
这无非说明一个道理，一个大道理。
诗是情感波动的产物。
诗歌的灵魂是情感，在情感起伏的情况下才能写出好诗。无论正面的情感，比如愉快、豪迈、喜爱，还是负面情感，比如痛苦、哀伤、忧愁，都能引发诗情。
相对而言，负面情感更容易触发心情的激荡和亢奋。诗人命运不济之时，心中产生各种感情波动，波动越大，情绪越激烈，表达的欲望也就越强，创作自然就带上了更加能打动人的特质。而这种外物对内心的影响，就会反过来影响作品的情感投射。这里的“工”，并非指用词遣句的精巧，而是指情感的合拍和到位。
所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并不是写诗让人产生困窘，而是艰难的生活际遇让人的感情波动剧烈，从而创造出好的作品来。
欧阳修的“穷而后工”和司马迁的“发愤而作”，以及韩愈的“不平则鸣”其实都是一个意思，越是发愤、越是不平、越是穷，作品就会越有情感表达的激烈冲突，从而就更加容易打动读者，让人产生情感共鸣。
国家不幸诗家幸
这句话我们听得更多，每每读到战乱流离时期伟大诗人的作品的时候，心中不由自主就要把这句诗念一遍。其实从文化角度来说，这句诗的下半句更有文学理论意义。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就像我前几天有篇文章赏析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这就是典型的“赋到沧桑句便工”的代表。字词简单明白，可是背后隐藏了近半个世纪的人生漂泊，涵盖了大唐最好的盛世和最混乱的转折点（安史之乱），短短二十八个字，流不尽的沧桑岁月，人心变故。
这两句诗出自清代诗人赵翼的《题元遗山集》：
身阅兴亡浩劫空，两朝文献一衰翁。
无官未害餐周粟，有史深愁失楚弓。
行殿幽兰悲夜火，故都乔木泣秋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赵翼是清代史学家、文人、诗人，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这首诗是他题元好问的诗。元好问是金末至大蒙古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我们最熟悉的自然是“问世间情为何物”了，这就出自元好问的《摸鱼儿·雁丘词》。
元好问四十多岁的时候，金国灭亡，成为蒙古的俘虏，但是他拒绝出仕，专心学问，为保留金国历史做出了巨大贡献。赵翼这首诗大概就是说这么一回事，赞扬元好问的高洁，同时创造了文学理论名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意思是说元好问啊，虽然金国灭亡了对你来说是不幸的，但是因此成就了你的史学和诗文，这在文学上未尝不是一件幸事。
其实这两句话得分开看，“赋到沧桑句便工”是毫无疑问的，是文学作品成就的必然之路，而“国家不幸诗家幸”，那倒未必真正如此。
正如“穷而后工”所言，“国家不幸”实际上就是在物质和精神上将文艺创作者推入了“穷”的境遇，从而产生“工”的结果。实际上“国家不幸”，是催发了大量爱国情绪的爆发，从而引起诗人情绪波动，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但是正如列夫·托尔斯泰所言：“幸福的人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我们从诗歌史结合历史进程来看，“国家不幸”也未必会让人“赋到沧桑”。
不幸各有不同，未必诗家幸
因为有一种国家不幸，是一种沉沦。
出现齐梁体的南北朝，出现晚唐体的晚唐，出现江西诗派的北宋末年，出现四灵诗派、江湖诗派的南宋末年，文人世子大都出现一种末世情绪。这种情绪滥觞之后，在诗风的体现上要么就是及时行乐的艳诗、艳词的宴乐派，要么就是讲究避世的归隐派。末世情绪渲染下的诗歌作品都是颓唐的，柔弱的，华美的，空洞的，所以只要社会进入一个正常轨道，也就是下一个王朝的开始，这种颓靡或空隐的诗文之风就首当其冲地被批判、被抛弃。
如初唐陈子昂、初唐四杰对齐梁体诗风的纠偏，如范仲淹、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运动，这都是对在末世情绪下大行其道的靡丽、柔弱诗风的批判和革新。
产生这种末世情绪的“国家不幸”，从文化角度来看肯定不是“诗家幸”了。因为在末世诗人们的心情并不激荡，也没有什么波澜的缘故。没有情感的饱满和波澜，又如何在诗歌的创作中带入情感？所以这种时期的作品都是空洞浮华的。
有希望和情感波动才是诗家之幸
唯有在对国家还抱有极大的信心和希望，却发生了“国家不幸”的时候，文人们才会群情激奋、斗志昂扬，文艺创作才会百花齐放，所谓之“化悲痛为力量”。
盛唐之时的“安史之乱”，大量的诗人看到了国家和人民的苦难，但是对唐王朝并没有失去信心，国家原本蒸蒸日上，忽然被叛乱击穿，而这种叛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是非正义的，国家的正统是需要维护的，并且也是值得维护的。战乱与国家的矛盾，会激发诗人们的情绪，从而写出好诗来。
杜甫、李白，正是盛唐向中唐转折时期的诗人。而在平定安史之乱后，随着国家的中兴，韩愈、白居易、元稹等大批中唐诗人们更加燃起了希望。所以，盛唐、中唐大诗人辈出，集中出产大批优秀作品，奠定了唐诗的顶峰高度。
靖康之耻也是一样的情况，王室南迁，大批文人世子衣冠南渡，虽然历尽艰难，但是对国家、对朝堂、对皇帝、对收复故土还是抱有极大的热忱和希望的。这一时期出现的李清照、张元干、张孝祥、辛弃疾、陆游，都是宋诗宋词的巅峰人物。他们的成就，正好证明“国家不幸诗家幸”。
这种感情冲击和波动，到南宋中期，随着朝廷偏安，主和派成为主流，也就逐渐消失了。诗风、文风也就往末世情绪发展。
而改朝换代，往往是前朝士大夫心灰意冷之时，国家败落在意料之中，内心虽然忧郁，但并没有那种恢复正道的激情。就好像杜牧一样，一切都看在眼里，也只能是长叹一声“隔江犹唱后庭花”，并没有实际的力量去改变整个大势的倾颓。
看不到希望的忧愁，是没有意义的。末世诗歌，虽然有情绪波动，但是也仅限于发发牢骚。这种眼看着向下，却无力挽回的沉沦，让大众情绪好比温水中的青蛙，慢慢被温炖致死，才是真正的、导致衰败的“国家不幸”。
对于老百姓来说，无非是又要改朝换代了。
对于诗人来说，在温吞的日子里迷失，而且这种日子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头，没有情绪激烈波动的创作者，失去了激情，又何来“诗家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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