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连真人 上山 下山是哪一集

“他们既不太独立，也不勇敢。可能就是别人所说的失败者，不断碰壁，但还在拼命地去试，没有放弃。”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编辑 | 杨静茹 rwzkyjr@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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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名，成为九连真人乐队在《乐队的夏天》第一季里抵达的浪尖。这支从广东河源连平山区走出、刚成团一年的“黑马”乐队，看似提供了一个血气方刚的草根励志版本。但他们说，“上山、下山”隐喻的现实，都与浪漫和决然无关。每一步选择里的纠结、疑虑，包含着这个时代阿民们的共同难题。

“阿民是我们每一个人”

三更半夜的连平，夜灯迷离昏黄。偶尔有些狗吠声，穿透大排档和未眠将眠的窗口。

一列鬼火摩托，载着一群少男少女，在街巷呼啸而过。要把车头往前提起，再猛地放下，炫一把。引擎的轰鸣声，“呜吼——”的叫喊和挑衅声，此起彼伏。

这种车子得拿国产小踏板的女装摩托改装，男装摩托就不要了，起步太慢；头盔、手套，自然全无；直通排气是必须的——这样压路而过时，整个街道才知道他们来了；有条件和心思的，再装上点氛围灯——如果不亮，怎么叫“鬼火”呢？

连平人的记忆里都少不了这样荷尔蒙爆棚的一幕。飙夜车的浪荡少年，自以为酷，浑不顾旁人。阿嫲阿媄（母亲婶婶）们苦口劝阻，何曾有效。

“我也骑过鬼火摩托，但不会做那些很危险的动作。”几年之后，写出了《夜游神》的九连真人（以下简称“九连”）主唱阿龙说。在当地方言里，“夜游神”指的便是无所事事，到处闲荡，不务正业的青年。

“当时就想写那样一群人，（他们）就觉得这样天经地义，理直气壮。那我其实是要反讽一把，再青春叛逆，做事还是要谨慎一点。你用纯说教的形式去讲，他听不进去的，会觉得凭什么听你说啊？你又不是我父母。于是就用一个初中生的视角去写了。”

在鼓手吹米看来，《夜游神》既是第一支完整的九连原创作品，也最代表这支乐队的气质。经纪人宋昕薪颇感遗憾的是，位列第六的九连最后没有机会在《乐队的夏天》（以下简称“乐夏”）的舞台上呈现这首歌。

但这个叫做阿民的客家青年，从这首之后，反复出现在九连的歌里：

得知阿诚遇到麻烦，阿民惊惧惶惑；（《夜游神》）

混不了江湖，“毛（没）钱毛着落”，却依然“爱行出去还要行落去”，和阿爸辩驳，又底气不足；（《莫欺少年穷》）

仿佛穷光蛋李三雄的儿子，希望孤身在外闯出天地；（改编《凡人歌》）

人到中年还不曾“出人头地”，只能遥望乡土，哪怕女儿在下雨天眼巴巴地盼着，也只能含泪作罢……（《落水天》）

莽撞、冲动，眼高手低，总蠢蠢欲动，想干一番大事。留在大城市，空无一技；回到家乡？又恐遭人嫌忌。

阿龙说，阿民身上多少有他们乐队三人的影子，也照见了大多数85后、90后当下的境遇：即将面临（或刚刚迈过）30岁的坎，面对就业、返乡的选择——一面是独生子女与家庭的冲突，另一面是苦求而不得的社会认同感。“他们既不太独立，也不勇敢。可能就是别人所说的失败者，不断碰壁，但还在拼命地去试，没有放弃。”

九连真人《莫欺少年穷》

代价

105国道进入广东境内，第一个县便是连平。四面青山，如长长的手臂，将县城掬在中央。从上空俯瞰，东江支流像一道平滑的半圆弧线，将县城和周边的小镇区隔开。

“九连真人”的乐队名，来自他们从未去过的那座秀美之山，也点出了创作的主旨——基于真实的生活。

九连真人在连平的日常生活 图 / FIGURE提供

阿龙和小号阿麦自小认识，趣味却不尽相同。阿麦一直听古典音乐和流行；阿龙很早就爱摇滚，但从前视野里唯有Beyond、五月天、苏打绿，内地的统统上不得台面。

上大学是转折点，耳目被重新洗刷。

“之前就是井底的蛙”，还不要提涅槃，一度把枪花、Mettalica当成摇滚的代名词。“以为一定要有金属riff，才叫摇滚乐。第一次看视频里Radiohead的《OK Computer》，这群人疯了吧，怎么这样去弹琴？！两个鼓手打一样的节奏，吉他的groove（律动）好难听。主唱就像多动症，在台上蹦跳，唱着很飘的东西，加了效果器。完全无法接受。”阿龙在《音悦人生》的访谈里回忆。但那音乐又对他触动很大——不知道为什么微博里那么多国内的音乐人在转发。

反复听，由浅入深。看乐评分析，原来西方摇滚脉络是英美不断交替发展，像螺旋一样。阿龙才明白，从前的自己太片面了。

阿龙读书的成都摇滚氛围浓郁，秘密行动、海龟先生、马赛克、阿修罗这些乐队，渐渐都进入眼帘。受到冲击的他会试着拿单线圈的吉他去弹新金属；听谢帝唱《明天不上班》，“居然可以写得这么实，这么狠！”

《莫欺少年穷》里，“兄弟全部都知道出去”——不论遇到什么，这一步总是要迈的。

毕业后，还没想太明白的阿龙，去了深圳做游戏原画设计师。频频遭受领导打击，他从自我怀疑到终于了解：除了高薪，这行什么也给不了他。夜里踩着自行车回宿舍，只有耳机里的音乐能带来安慰。

过年回老家，他和少年时的小伙伴喝茶、玩吉他，久违的快活又回来了。没几天，微信里蹦出鼓手的一条消息：“阿龙，回来考个老师吧，一方面完成家长的心愿，而且大家可以天天在一起，无忧无虑地生活。”

“哇，一说到这句，马上心就飞起来了，飞回了老家。”他的眸子亮了。

贝斯手万里囤音响设备的仓库成了大家的据点。被唤作“里哥”的万里头发最长，年纪最大，说话却是最细声慢语的那个。

和阿龙一样，万里更喜欢在琴行里教学生：只用面对学生和家长，相对单纯；之前在手机专卖店、电影院和金融机构工作，从穿戴到语言，都要光鲜活泛才能成事，他却拧巴；直到拿租赁音响设备做了主业，闲时和阿龙他们排练，虽上顿不知下顿，但总算回归本心。

至于阿麦，看起来最阳光的一个，迷茫的时间也最短。岭南师范毕业后去阳江教书，日子里总差些什么。三人都笑说他是被阿龙的电话给“骗”回家的。接到发小的回乡邀约，阿麦没多犹豫。“大家老说这乐队小号特别，不过正好是我大学学的管弦乐，赶巧了。”

“回来当老师，内心真的能说服自己吗？”我问他们俩。

“有代价的，我既然能回来，肯定就有自己想做的事情——想玩音乐。”阿龙斩钉截铁。又说，“头两年我们也是经历了挺多的，放弃了挺多。”

“放弃的是什么？”

“就所谓那种体面一点的工作咯。在朋友面前我说过，我已经注定成了一个，那种所谓回到家、被（长辈）安排生活的人。我们很多朋友还在外面嘛，在为自己的梦想在打拼。”

九连真人乐队，左起贝斯手万里，副主唱兼小号手阿麦，主唱兼吉他手阿龙，2019年7月24日，拍摄于北京SAS酒吧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牵绊

和靠山吃山的客家祖辈不同，阿龙和万里的父母，已脱离了农田，在学校和医院谋职，属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家庭。然而安身立命的重要性，始终深深烙在客家人意识里，深信“人唔读书无文化，鸡毛上砰人看轻”。何谓“出头”？怎么都需要一份稳定、体面的职业来交待——譬如老师、医生、公务员。阿龙做过的设计，并不在其中。

《莫欺少年穷》里，阿民面对阿公阿叔阿婆阿伯和阿媄一群亲戚舌战的场景，有夸张成分，但也和生活相差无几。

有年清明节，万里一大家子人回去扫墓。有亲戚问他，学习怎么样啊？还是老样子呀？没前途哟……“他们的口气里，就是把你这人给放弃了。”

一次他们做了个小范围的音乐会，万里的好友也上台玩了一把。“他回家发到朋友圈，领导看到就说，你这个身份搞这个东西，给企业也会带来不好的影响哦。朋友越想越来气。”很少情绪化的万里，那次也着实失落了一把。

即便是“乐夏”播出两期后，得了好名次的他们仨回到老家，亲戚们依然会殷切地流露：能有更稳定的工作，还是比这个（乐队）好。

一面想奔出去证明自己，一面又被家里强烈地需要。亲情、道义和内心希冀之间的拉扯，温甜又艰涩。不行只能取一头，甘苦，都自己咽。

乡镇里面的医院，工资才一千多，经年未提。好些年前，为了供孩子念书，万里的父母跟人合伙开了饭馆。白天在医院上班，还得抽空给餐馆客人打上几通热络电话：“新食材到了，要不要来尝一尝呀？”

“他们那时都很瘦，脸色也不好，还要陪酒抽烟，应付人情。”起意要买吉他的高中生万里，在饭店里闹过小脾气。可把玩音乐的心思跟父母讲清，父母还是应允了。“一把吉他比一个多月的工资还多。他们只要了解你已经能自己思考、处理，还是会支持。”提起往事，万里有点唏嘘。

“我当时艺考，家里前前后后也投了小十万……”阿龙的回忆也被唤起。

四年前，爷爷离开，暮年的奶奶和患肺病的父亲越发步履蹒跚，万里逐渐意识到责任压肩：“（父亲）老得吸氧，供氧不上来，其他器官也会受牵连。他平时散步走不远，就小走一下。更不用说换煤气，换灯泡这些，都得我来了。”

就这么归乡了。捣腾音响，接零活儿，终究不是老人眼里的“正途”。可儿子就一个，时间长了，也就认了。客家人勤勉坚韧，懒惰就得规训。

“活儿少的时候，我爸看到你在家里太‘清闲’了，就会唠叨一下。一有工作，可能我夜里两三点回家休息一下，第二天六七点就起来了。看到我这么‘受罪’，他就开心了。”万里浅笑着讲。

他们都承认，这代独生子女，对待父母是“既嫌弃、又依赖”。父母把最好的都往孩子身上砸了。儿女既避之不及，又没吃过苦头：受一点挫折就要发（朋友）圈。“再看那时候的微博微信，真是矫情死了。”哥仨摇头叹息。

所谓“下山、上山”，并不径直对应着年轻一代的出走与回归。在阿龙的笔下，那意味着是否对每一件事情做好了准备，想清楚了每个选择要承担的一切。

飞鱼

“林生祥+黄连煜（台湾客语歌手）+董事长（台湾摇滚乐团）+拷秋勤（素材和乐器都源自本土的台湾创作乐团）+Gai”，“万青版的五条人”……从亮相之日起，九连就被外界贴上一串串的标签。

阿龙很有些不以为然：“他们找不到什么可说的了，总需要个参照物吧。这样也好，无法定义我们。”

2019年4月6日，九连真人在黄燎原和宋昕薪为他们办的专场音乐分享会上演出 图 / 逍遥山羊

九连从不自认为“民族”或者传统风。客家戏曲和山歌，多少也听过，但三人始终无感。唯有一次，阿龙被真真切切地电到。

“跟着里哥去农庄的采茶节。一个人声，把所有人的目光和耳朵都吸引过去了。以前我觉得山歌土，可是那个叫谢叔的山歌王真的唱得太好了，嗓音好好听。没伴奏，腔调也足以吸引我，那些急促的音、拉长音，真的只能用‘直击内心’形容。”他好一通振奋——音乐就是这么来的。

回去就搜谢叔，只觉录音版都没有现场的感觉妙。也许听感也需要场域和机缘。但他从此在演唱时，会尽量还原谢叔那样叫人“魂飞魄散”的状态。

但说起台湾音乐人林生祥和交工乐队，他毫不否认他们的烙印。“搞客家语的乐队，都绕不开交工吧。就像任何做艺术的人，他总能找到一个敬仰的前辈，然后往那边靠。”

在交工乐队长达10分钟的《风神125》里，成仔离开村子去大城市打工，一去十年，最终骑着风神125回到老家，一路不停地向土地公和父老诉说自己的无能无力：“母亲这十年日子，我像无主游魂，工作干过一样又一样，哀哉！没半样有希望。女孩交过一个又一个，一概都难以成双。经济起泡我人生幻灭，离农离土真波折，不如归乡不如归乡……”

被城市浪潮淘汰、扔回家乡，又被快速遗忘的阿成，在社会学背景的知识分子、交工词作者钟永丰看来，正是连接起80年代台湾返乡青年、无壳蜗牛联盟（台湾数年前无力购买房屋而租屋生活的群体）和泡沫经济的缩影。而比起对理论的认知，主创林生祥更在意的是人性与生活，与乡民的交融与实践。

在他们的作品面前，阿龙只觉自己年少时“无病呻吟”的小情绪不值一提。“就好像在大浪的背景下，跳出来的小飞鱼，我就这么跳冒了一下，经不起任何推敲，一掰就倒，也唱腻了。”

于是自《夜游神》发端，他想与那个写过几笔口水歌的自己割裂。“从这首开始，我们就在向交工致敬了。我把《风神125》整张专辑里的阿成，借用过来（笑），对，就是阿民跟着的那个鬼火摩托大佬阿诚。生祥老师写的是一个失意青年回到家乡，我写的是还想往外面跑。他的阿成看淡了人世间不如意，回来是悲凉，或者豁达。九连会更有愤怒感或者冲劲。”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至今，钟永丰与扎根美浓的林生祥，合作了《我等就来唱山歌》等若干专辑。从烟房改造的录音棚，到战队一般林立的菊花田，那时候的音乐生产，自始至终都是“交工”的：农田与野猪就在隔壁，乡亲们热心地送来凤梨与芭乐（番石榴），更参与录音；从录音、唢呐编排到词曲咬合，每个乐队成员都在表达自己的意见。交工的存在与离散、发展，承载了台湾社会三十年的兴衰，也因此具有了历史和文化书写的意味。

九连的阅历与底蕴尚在积累，但哪怕一点点的沉重，到了创作里，也会被见多识广的张亚东劝诫，“还是尽量轻松一些，学会先享受音乐”。

对阿龙、阿麦和万里，表达与享受，或许并非两极——只要一切，发自真诚。

在河源一带，至今，走街的小贩自行车后面都会绑着铁桶，装着做好的油果和叶板，用铁棍去敲铃铛，叮叮当叮叮当。那段时间阿龙听了不少台湾新民谣时期的作品，仿佛回到听妈妈唱那些歌的儿时，“歌词简单又好听，家庭卡拉OK嘛，现在很少出这样的歌了，那我就自己来写写看。”《北风》里的“做事，囊来翻身”，让听到这首歌的客家人淑霞（化名）想起奶奶曾经告诉她的：“人爱人打落，火爱人烧着”（人只有在逆境中才会奋斗）。

“上夜三斤狗，下夜三伯公”的传说在岭南家喻户晓：做泥水匠的李三雄，儿子流落海外不知生死，孤苦过活的他被邻人百般嫌弃。突然一夜儿子中了马票，衣锦还乡，乡邻们连声奉承，连“三斤狗”的骂名都换成了“三伯公”。传说里呈现出的势利和庸碌，在九连改编的《凡人歌》里，正好和李宗盛的“利字摆中间”精准吻合。

九连真人《凡人歌》

《落水天》是为阿麦而写，也是为和阿麦有着相似童年的留守孩子们而写。宋昕薪解释：阿麦从小不在父母身边，委屈或者难过时，会把自己锁在房间哭，脑海里想着“为什么别人可以跟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我却不一样。”

长大了的阿麦早已释然。外公外婆和其他亲戚的关爱与照顾，把“留守”的孤寂冲淡了许多。但一年前在深圳的live houseB10唱《落水天》，他还是没把持住。阿龙在一旁唱着“转来哩哦！”阿麦回应道：“回不去哦。”演出结束，他死活也不想再唱这歌了：“阿民”的女儿如何恳求都换不来父亲回家的决心，该有多绝望？

听到《招娣》，祖籍河源附近的淑霞说心里会有点生疼。“姐姐和妹妹加上我是三个女儿，弟弟是我爸爸从农村‘买’回来的，因为客家人很看重传宗接代。我爸去旅游都只带着我弟，不会带我妹……不仅是我爸妈，家里的男性长辈都基本把女人当生殖工具的。”她因此觉得，九连歌曲里传达出的内容和精神，在当下太稀缺。

贝斯手万里接女儿放学 图 / FIGURE提供

引流

田埂间给乡民演出，听起来诗意浪漫，却知音寥落。窝在家里练，到底动力不足。

阿龙很羡慕本地的街舞人，他们会义务教学校的舞蹈社团。下了晚自习，高中生们在公园里集体battle。“那氛围真的特别好，唯独乐队就没有。没有北方话说的‘茬琴’。”

半年多前，看到“虾米滚石原创比赛”的消息，阿龙帮大家报了名——就想激发下几个人的斗志。

他回忆在成都写《夜游神》，就是车上半小时的工夫。从用客家话创作，到录音，统统即兴。上“乐夏”时气口切得准，其实开始也没多想。“最早的版本里，语言有点杂乱重复，我还有点打顿（磕巴），但那才接近真实的讲话状态。就连电话声，也是用纸包着我的嘴巴，做扩声器模拟出来的。”因为觉得不够好，这个版本已经被他们自己下架。

可参加虾米比赛那会儿，实在没条件，有点滋滋啦啦的《夜游神》录音带，就那么递到了海选评委的手边。

“第一回听，嘿，够乱的。这都什么呀？真没觉得怎样。”在“乐夏”里资助他们贝斯的张天罡说。台湾音乐制作人颜仲坤和吹米却听出了别样的意思。“有点好玩儿，要不给个机会？”

到了广州的复赛，吹米在场地外头小店买东西。忽然听到一阵吉他，账都没结就往场地里头跑。“我说，诶，这应该就是九连，阿龙的音色太有自己的特征了。赶紧先冲回去听一下，完了再跑回来结账。”

到决赛，九连真人最后一个上场。张天罡惊着了。

“听了很多歌，总会养成听觉习惯，但《夜游神》完全打乱了你的预判。阿麦穿了一个帽衫，口袋里还放了个手机，我当时想，居然这样就来比赛！歌的结构变化很大，加了一段普通话，还有最后阿诚的结局，歌的结尾，唰地停了。demo还真有欺骗性。”

评委也对九连的表演印象深刻：阿龙和阿麦分立舞台两侧，像说唱，更像角色分明的戏剧表演。两人用手指天、“怼”地，踮脚，晃肩膀；阿麦的一双眼直往外喷火，仿佛要宣泄出积攒了20年的不平不满。唱到高潮处，阿麦晃头的频率加快，嘴巴张大，那份魔性，让郝云直言“起了生理反应（肾上腺素激增）”。

九连真人在虾米滚石原创乐队大赛 图 / 李奔跑

比赛期间，九连真人便引起了宋昕薪的注意，她把乐队推荐给了老板黄燎原，立誓要给他们做经纪人。久不问江湖事的老黄也动了心。“九连不是文艺青年，也不是纯农耕的写实者，但他们很有点老摇滚的意思，心里憋着一股劲儿。”

他说阿龙很像当年的梁龙，轴，演唱起来还有种常人不易察觉的“妖气”。“他可能没有丰厚的知识，但想问题会很深入，所以呈现出一个表面，似乎没那么开心。但一旦开窍，会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来。”

不过这份冷静多思，算上阅历略丰的万里，到了人精起堆的综艺和真人秀，也成了被耍得团团转的“小白”。《乐队我做东》的摄像机，老实地记录下了这三人的生涩，玩游戏时的不圆熟，被臧鸿飞和马东挖坑提问时的迟疑，不知所措。阿麦干脆缴械：“我以为今天来，就是好好吃顿饭的呀……”

也是到这时，大家才知道，万里是节目期间第一次参加国内的音乐节，阿麦也是在“乐夏”才尝试“跳水”（摇滚乐手和乐迷兴奋时从舞台上跳下人群，由观众接住再传回台上的动作）。

一夜成名、横空出世，好像能拿来形容九连真人的际遇。阿龙却觉得不然。

“乐队还是正常地生长。其实，我们引发的关注还不到‘中国有嘻哈’（当时引爆）的零头。”细水慢流，在几个人看来才是真实的反应。他们觉得，“乐夏”的热播，最积极的结果是引流来了一部分从来没有听乐队习惯的人。“给很多人打开了一个口子。还有就是，对那些快要放弃了的乐手，（要相信）他们自己就是夏天。”

村里的阿姨们觉得九连真人为家乡争光了 图 / FIGURE提供

“乐夏”最后一场，白岩松语重心长地寄语，九连单位的领导应给他们几个升职加薪。阿龙没妄想这个。从开赛到完赛，乡里乡亲投在九连身上那股好奇和猎奇的眼神，和几年前打量他们时并无分别。“没想到这样也能够成名啊？就这种心态。我们也不希望在当地造成一个多大的影响力。能少点偏见就挺好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比那些只爱打牌，一味喝酒聊天，会好很多。”

阿麦和阿龙的学生们自然会追问两人参赛的点滴，可到了课间，孩子们还是爱刷抖音，偷偷打开电脑听《学猫叫》或者喊麦。“还问我，老师，你在大厂，有没有见到那个谁谁谁（流量明星）？呵呵。我都不知该说什么。”阿麦一副抱歉的表情。

阿麦在学校办公室 图 / FIGURE提供

阿龙曾经放Beyond的《Amani》给学生听。孩子们嘲笑他老土，他便细细解释歌曲的时代背景，“amani”和“nakupenda”在斯瓦西里语里的涵义（和平与爱）。“有的不太明白，有的还是点点头，对他们当时来说可能不会产生什么巨大的影响，但我相信，知道总比不知道的要好。”

也有些少年，在连平街道上看到阿龙，不太好意思打招呼，会到县城里跟他去聊比赛。“问我，在连平还能不能找到人来组乐队？我说，是可以的。我会告诉他，还有哪些学生在玩，他们刚好又在同一个高中或者初中，那你们就会有伙伴了，这个群体就慢慢建立起来了。”

结束一天的排练，收工回家 图 / FIGURE提供

对二手玫瑰曾经的期许，黄燎原又一次放在了九连的头上：“希望你们不仅仅是做支乐队，而是能进入中国文化史。”

“这个词太大了。”阿龙回应。“他跟很多人都说过。我们可没想那么远。就想着能把‘阿民’带出去，见识一下。”

问万里，演出费涨了好几倍，是不是能把买音响的欠债迅速还掉了？他正要点头，又嗫嚅着，“说不好，也许还会再投（钱）进去。好设备好多呵。”

这或许是他们未来面临的头一个落差。在“乐夏”，所有的灯光音响舞美，都为参赛乐队度身定制。编cue（灯光控台中用于所有编程数据的基本占位符）时，灯光师对场景做了独特的处理，会用“燥、静、甜、热血、情怀”等等分别展现每支乐队的表达。

“你的感官感受到的一切，都是专业人士精心准备、不断调整出来的。突然回到家里后，那么简陋的环境，包括以后的演出，也不一定有这样的配置了，就是live house的氛围。当然，有氛围，就不错。”阿龙说。

创作上，困扰他的就是视野。“现在还是太小、太窄了。我希望有更多的可能性，不单只是坚持客家话、或者加入普通话，语言从来不是个问题，你有话要说才是重要的。”

“越唱到后头，越有不少听众觉得曲风有点单一？”

阿龙坦承，好多想法，乐队因为硬件和人力都没法实现，自己不会的也很多。“各种采样的再创作、电脑制作，都不擅长。要学。”

“真的不打算离开连平？”无数人问过，阿龙的回答都是“不会”：家人要照顾，北京的熬夜节奏难以消受；更何况，没有连平，没有当教师、街边地头的摸滚，何来九连？

黄燎原倒付之一笑，祖籍梅县的他送给九连自家的家训，“年深外境犹吾境，身在他乡即故乡”：“以前的中国农民，哪怕到西伯利亚也撒两把种子，看能不能长庄稼。如今大城市的早没有这根性了。但客家人还是保留了很多传统文化的东西。对九连来说何尝不是，到哪儿，都能变成家乡？关于未来，不管他们，还是外人，都没必要太早下结论。”

（参考资料：音悦人生访谈。感谢李磊、张薇、陈雅峰对本文的帮助。实习记者肖淼、都芃、李健祺、郑伊灵、苏碧滢、刘梦婷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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