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编前言:
5月12日,总书记到医圣祠,了解“医圣”张仲景生平及其对中医药发展作出的贡献。
让我们随着考察的足迹,穿越千年时空,感悟中医药的时代价值,体会此行背后的深意。
这位医圣,他是谁?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南阳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
汉灵帝时曾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他一生勤求古训,博采众方,集前人之大成,揽四代之精华,写出了不朽的医学名著《伤寒杂病论》。
这部医术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中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我们团队的一位同事曾经这样说——身为一名中医药人,我非常恨他,他是横在我走向中医学巅峰之路最大的绊脚石,他就是一座我终其一生也无法翻越的大山,我不愿意承认,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无法超越他。
首先,他拥有我做梦都无法企及的日月星辰都为之黯淡的光环——医 圣。
他到底是怎样一步步逆袭成功走上医圣之路的呢?
酷爱医学,拜师学医
张仲景出生在没落的官僚家庭,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侯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他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他听说襄阳城里同济堂有个绰号“王神仙”的名医,对治疗扼背疮很有经验。就立即带着行李,长途跋涉几百里,去拜“王神仙”为师。他还仔细研读过《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
“坐堂医生”的由来
原本无心仕途,一心只想行医的张仲景,因为家族的期望参加庭考,并于建安年间被朝廷派到长沙做太守。按照当时的制度,做官的不能随便进入民宅,接近百姓,可是不接触百姓,就不能为他们治疗,自己的医术也就不能长进。于是在做长沙太守期间,张仲景想了一个办法,每月初一和十五两天,大开衙门,不问政事,让有病的百姓进来,他就坐在大堂上,挨个地仔细为群众诊治。后来人们就把坐在药铺里给人看病的医生,通称为“坐堂医生”,用来纪念张仲景。
痛丧家人,书写《伤寒》巨著
东汉末年,战争频繁,瘟疫横行。公元170到185年前后,中原地区爆发了四、五次大瘟疫,夺去了成千上万人的生命。
张仲景家族是个大家族,本来有200多口人,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在瘟疫中去世,现在只剩下不到70人。这也让张仲景痛下决心,决定研究瘟疫的诊治方法,制服这个瘟神。为此他仔细研读《素问》《灵枢》《难经》《阴阳大论》《胎胪药录》等古代医书,而且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方药。
公元205年,在收集了二十年的资料后,张仲景决定开始写自己的医书。古代医书中,《素问》对他影响最大,《素问》说:“夫热病,皆伤寒之类也。”所以张仲景将自己的书命名为《伤寒杂病论》。
此时,战火正在中原大地蔓延。为了写作自己的医书,张仲景辞去了朝廷的官职,隐居到了岭南地区。经过五年的认真写作,公元210年,张仲景写成《伤寒杂病论》。这部医书共分十六卷,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把中医的临床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后世的人们更加将其中的三百多个药方称为“经方”,这些“经方”也从此成为医家用药的标准。此时年迈张仲景,多年夙愿已经得以实现,但由于中原大地烽烟四起,年过花甲的他有家难回。半个多世纪后,公元285年,他的遗体才被家人运回故乡安葬。
但他被尊为“医圣”却是宋以后的事了。“医”在古代,尤其是宋以前,作为一种技术性的职业,被视为“巫医乐师百工”之流。但在宋朝以后,朝廷一度对医学给予了较多的重视,再加上印刷术的发明和不断推广,使得宋以后,医者的著作得以极大的推广,这就为医者被推崇乃至圣化也就有了现实的条件和可能。治平二年(1065年),由孙奇、林亿等校订的《伤寒论》刊刻出版。该书的出版,引起了当时学界的极大关注,不仅伤寒学日渐兴起,张仲景也开始不断被尊崇。
关于他的高冷傲娇之传说
传说南阳有个叫沈槐的名医,七十多岁都没有子女,眼看医术就要失传,就愁成了心病。张仲景知道后,就去给他开了一个药方:用五谷杂粮各一斤,搓成团,外用朱砂涂上。张仲景嘴角露出一丝蒙娜丽莎似的神秘微笑之后,把药方交给沈槐,一句话不说拍一拍衣袖就走了。沈槐自己本身就是名医,看了药方,露出一个蔑视的眼神,冷哼一声,明明就是个杂粮团子,还敢说是药,张仲景简直就是浪得虚名。
但是名医心机沈还是让家人按方做好药丸,不是为了给自己吃,而是把药丸挂在屋檐下,逢人就指着药丸说这就是那个名医张仲景开的药,每当想为自己后继无人之事发愁时,就取笑一下庸医张仲景。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心机沈的心病竟然好了,那些听心机沈骂张仲景的人也开始对张仲景刮目相看,觉得还是张仲景比较厉害,心机沈才突然恍然大悟。
这时张仲景一脸正气地对心机沈说:“我们做郎中的就是为百姓造福,先生何愁无子无女,我们就是您的子女啊。”吃瓜群众更是敬佩张仲景了,纷纷向张仲景求医。心机沈听了,也觉得很有道理,就把自己的医术全部传授给了张仲景和其他年轻郎中。
他还发明了千年后备受欢迎的美食——饺子
建安年间,张大大官至长沙太守,辞官还乡的途中,见到了许多无家可归的百姓,面黄肌瘦衣不遮体,不少人甚至连耳朵都冻烂了。傲娇张凭借自己多年从医经验,想到羊肉、辣椒这些热性食物煮汤可以祛寒,于是就把这些材料放在锅里煮熟剁碎,用面包成耳朵样的“娇耳”,美其名曰“祛寒娇耳汤”。
百姓们吃了之后,果然浑身暖和两耳发热,冻伤的耳朵都治好了。于是对张仲景感恩戴德,甚至在过年的时候学着张仲景“娇耳”的样子,做成食物来食用。广大吃瓜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至今南阳一带仍有“过年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的民谣。
时过境迁,随着人我们生活水平提高,体质也有所变化,故事中年代张仲景的温阳之饺到了现在并非人皆适合,尤其是温热体质之人更应当谨慎。中医认为,人有9种体质,1种平和,8种偏颇,具体而分:平和质、阳虚质、阴虚质、湿热质、气郁质、血瘀质、痰湿质、气虚质、特禀质,不同体质之人如何合理饮食饺子,可在此窥见一斑。
国医大师 邓铁涛 说:
“张仲景是汉代人,张仲景的方不是他一个人的发明,而是经过他的验证把有效的整理出来而成的。他把汉代以前的医学众方,经过检验有效的,整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因为汉代疫症流行,死了很多人,所以在这里,中医分科《伤寒论》是发热性、有传染性的病,《杂病论》就是一般的病,所以就分成两大类。《伤寒论》就一直传下来,无数的研究者给它注解。这种注解也是科研,就是以注解的名义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就有各家各派解释《伤寒论》研究。《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继续发展,后人又再次证明其处方的严谨性,所以这一派就叫做经方派了。”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郝万山 说:
“两千五百年前到两千一百年前,众多医生写过一本书流传到今天,叫《黄帝内经》。把它分《素问》和《灵枢》两部书,这是忠于基础理论的奠基。那么一千八百年前,张仲景写的《伤寒杂病论》应当是中医临床医学的典籍,班固所写的《汉书·艺文志》里头提到了秦汉以前的医学著作有“医经七家”,这“七家”包括《黄帝内经》、《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和《旁篇》。
另外一个学派,就是《汉书·艺文志》里面记载当时“经方十一家”,其中有一个书名就叫“《汤液经法》三十二卷”。“七家”流传到今天的只有《黄帝内经》,“经方十一家”我们今天都看不到了,关键是张仲景这个人,把医经和经方两家结合起来,融为一炉,创立了辨证论治的治疗原则,那么这个原则就成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典籍。它就是把理论和方药结合起来,创立了理论方药相结合的诊疗原则,一直是中医临床医学发展的源泉,所以我信这本书,没有这本书,中医临床医学不知道今天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钱超尘 说:
“我学习伤寒论深深地感觉到,《伤寒论》是中医的灵魂,这个伤寒论将要产生世界的影响,实际上伤寒论已经产生了世界的影响,随着咱们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逐渐地强大,伤寒论这样一部书将会发挥更大的世界性的保健性的作用,太伟大了。”
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中西医结合肿瘤治疗科副主任 吴雄志 说:
“张仲景在我们医家叫医圣,而在道家已经把他神化了,他属于是神仙的范畴,你可以看到很多东方都在供着他。我对张仲景的看法是:中医到了张仲景的年代,才能够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像中医最早的典籍《黄帝内经》不能够称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为它有理法,没有方药,它处于道的层面,而没有术的层面,没有术的层面我们就没有办法进行操作。如果一个学科只有部分具备可操作性,那么它不是一个完整的学科。这个时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也就是《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把《黄帝内经》道的层面通过术的层面贯通后,中医才真正既有了理论体系,又有实际操作的体系,它具体讲怎么去治疗,讲方药,所以说它的是方药之祖。
那么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一个很重要的和后世医书不一样的地方,因为《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并不多,两百多个方里常用的也就一百多个,但是它为什么有这么重要的意义?它跟唐宋的方书相比,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提出的六经辨证的模型,这是中医很特殊的一点。
所以说张仲景最大的贡献,第一,我觉得他构建了我们中医学,六经辨证的生理模型;第二,他作为一个对方术非常精通的人,把方术和医学做了很明确的划分。因为医学始终要从巫术的范畴中走出来,虽然说我们中医把医学和山、医、命、相、卜的其他四术归在一起,“山”出家的人,道士;“命”看八字的;“相”,看相的,比如《麻衣神相》;“卜”,打卦的,这些都是神职人员,他把医生归在神职人员的范畴。”
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 肖相如 说:
“中医的临床医疗体系的建立是来源于《伤寒杂病论》的,所以整个学术界一致公认,《伤寒论》是指导中医发展的根本。但是现在对于《伤寒论》实际内容的理解,我认为可能出现了一些偏向。
我们历版的教材,或者说各种版本的《伤寒论》和《金匮要略》的教材里,在总结张仲景的学术成就时,最突出的都是两点:第一,创立了六经辨证的体系,第二,是确立了辩证论治的原则。也就是说我们整个学术界认为,张仲景最重要的贡献是辨证论治。
那么之所以这么说的理论根据是什么呢?就是张仲景在《伤寒论》里面讲到了很著名的一句话,第16条的后半部分“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这句话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辨证论治是很相似的。因此就认为这句话是辨证论治的理论根源。
但事实上呢,我们通过对《伤寒杂病论》实际内容的研究发现,其实《伤寒杂病论》并不是主要在讲辨证论治,它主要讲的是方证的问题。比如说在《伤寒杂病论》里,关于桂枝汤的条文有很多。第12条,太阳中风,阳浮而阴弱。阳浮者,热自发;阴弱者,汗自出。啬啬恶寒,淅淅恶风,翕翕发热,鼻鸣干呕者,桂枝汤主之。
那么现在我说的这个的意思是,我们现在研究的辨证论治的方法,在张仲景他本身来说,并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最终的一个目标。因为辨证论治是在没有方可用的时候我才去辨证论治的。而且辨证论治只是一个广泛性的适用原则,它很灵活,什么病都可以辨证论治,但是并不能说所有的病,辨证论治就肯定有效。
所以现在辨证论治成了我们的主流,事实上是背离了张仲景的《伤寒论》的方向了。比如说前面讲到的,在《伤寒论》中已经有了这种特效的,特异性的方证了,《伤寒论》里面的第35条里面的“麻黄汤证”太阳病,头疼、发热、身疼、腰疼、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这一条原文其实很明确了,就是说你有前面的这些表现的时候,你直接用麻黄汤。也就是说告诉大家,你把这条原文背会了,其实这个方证你就会用了,而且这个疗效是肯定的。
麻 黄
但是我们现在,学生学中医的时候,那就要将这个东西再分开来。就是在辨证论治体系里面就将它分解成:第一,这个病人的临床表现,比如说有发烧、有恶寒,有无汗,有身体疼痛,然后又脉浮紧。有了这个症状,那辨证论治就要对这个症状用中医的理论,再进行分析,确定一个病机,就是归纳证的性质。
那么之前所说的,麻黄汤证的这个证的性质,我们现在的辨证论治的病机归纳就是“寒邪袭表”,寒邪侵袭了我们的人体。有了这个病机概括以后,我们要根据这个病机再确立一个治疗方法。那么这个治疗方法就是辛温、发汗、散寒。在这个治疗的方法下面,我们再确立个方。属于辛温、发汗、散寒的方,有《伤寒论》里面提到的麻黄汤。但是还有很多方是属于同一个治法的,比如九味羌活汤、荆防败毒散。还有很多医生可能自己开一个方,然后我们再根据这个方来选药物。
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根据《伤寒论》的第35条,你记住了这条原文,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即使按步骤来分,也就是两步,一前面有证,二后面有方,这个东西就OK了。如果按照我现在的辨证论治去操作,那就是五个步骤。
这样做,首先是将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第二,将一个肯定的疗效,变成不那么肯定了。因为辨证论治这个操作过程,每个医生它是不一样的。对同一个病人,请五个医生来给它辨证论治,开出的五个方子不完全一样。现在大家认为这样很正常,是中医的特色所在。但是大家仔细地认真地想一想,这五个医生开的这五个方,它的疗效真的是一样的吗?那是不可能的,可能只有其中一个人的方是最好的,甚至可能一个最好的都没有。
这就告诉大家,辨证论治的适用范围很广,很灵活,但是确定性是不够的。不同的医生,操作过程中有误差,而这个误差并不是完全可以控制的。所以我们也要考虑我们研究辨证论治有没有意义的问题,医学并不是为了追求过程,医学要的是疗效。”
所以说,他就是一座横在我面前无法翻越的大山,但是人就是这样,嘴上可以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如果哪天我抬头看不见这座大山了,我能想象到我心中的彷徨和双腿的颤抖。所以张仲景对于中医药人的意义已经不仅仅是历史上的名医了,他更像是一座我们抬头就可以看到的精神灯塔,用自己一生济世救人的人文关怀指引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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