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开国后大封功臣时，以刘伯温的定鼎之功，被封为诚意伯（伯爵），岁禄200石，官职是御史中丞，御史台的副长官，并没有太多实权。相较之下，李善长则是以功勋第一被封为韩国公（公爵），岁禄4000石，左丞相，统领天下政事。比较下汉朝张良的赏赐，刘伯温这个明朝“张良”的赏赐是何其薄也。
刘伯温虽然在朱元璋争夺天下之中提出了先灭陈友谅，后图张士诚，再北伐中原的关键策略，但相较李善长、徐达等人来说，刘伯温加入朱元璋集团的时间较晚，不算“创业元勋”。并且刘伯温是浙东人，而朱元璋、李善长则是淮西人，由于不属于淮西集团，在封赏功臣时，刘伯温受到了李善长的排挤，而朱元璋也更偏向“老乡”，于是便打压了刘伯温。
由于李善长的排挤，加上出于避祸的打算，刘伯温于洪武四年告老回乡，隐居山中，不问政事。但就像武侠小说中谁先金盆洗手谁先走的逻辑，刘伯温虽然有心避祸，但祸却自己找上门来。归隐以后，刘伯温先是被人诽谤用”王气“的土地营造自己的坟墓，图谋不轨被朱元璋剥夺了官职和俸禄。为了避免更大的祸患，刘伯温只得亲自去南京向朱元璋请罪并定居了下来。不久后，胡惟庸成了左丞相，刘伯温大为悲戚，不久便忧愤成疾因病去世了。
刘伯温死后，朱元璋曾和他的儿子谈起此事，他说：“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胡党，只是他一个不从，吃他每蛊了。刘伯温在这里时，胡家结党，只是老子说不倒。”朱元璋一口咬定刘伯温是因为不屈从胡惟庸而被毒死，而且大力夸大胡惟庸结党的力量，认为他们可以连皇帝的话都不听了。但从后面事态的发展来看，事实却并非朱元璋说的那样。首先，在朱元璋时期，特务政治已经初现端倪，检校对每个大臣都有着严密的检控，如果胡惟庸下毒，不至于朱元璋一点消息都没有。其次，胡惟庸虽然贵为宰相，但权势并没有朱元璋说得那么大，后面胡惟庸被以“植权擅党”的罪名处死时，连一点像样的反抗都没有，因此朱元璋所谓的“说不倒”只不过是虚言。
刘伯温之死更有可能是朱元璋的阴谋，他利用胡惟庸和刘伯温的矛盾，先是对胡惟庸进行暗示，让其对刘伯温下毒手，最后再用这个罪名来彰现胡惟庸的专断独行、横行不法，从而将其一网打尽，以达到其屠戮功臣的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刘伯温之死则更增添了悲剧色彩。
姚广孝，这个大明排名第二的和尚，三教皆通，做幕后无人相识，到台前天下震惊。伴君如伴虎，他却做了朱棣一辈子的朋友，且是唯一的朋友。一辈子没有大起大落，无名时如尘埃，耀眼时光芒四射，永不衰落。
这个被人骂作阴谋家的和尚，把绵羊赶下了龙椅，把猛虎推了上去。
建文元年七月，燕王举兵，史称“靖难之役”。建文帝派兵征伐，双方大战，互有胜负。建文二年，朱棣率大军围攻济南，三月不下。士气低沉，军心动摇。起兵造反，最怕长久僵持。留守北京的姚广孝派人给朱棣送信，告诉朱棣，帝位之争与百姓没有太大关系，关键是对南京城的争夺。应该绕过坚城，直指南京，自然大功告成。
朱棣醒悟过来，立即率大军放弃对沿途城市的争夺，而是直扑南京。这就导致建文帝的军队无法凭城坚守，来阻止的军队都被拥有强大骑兵的燕军消灭在野战中。南京告破，建文帝出逃，朱棣登上帝位，大明江山落入朱棣手里。论功行赏，姚广孝当然是首功，但他拒绝了所有的赏赐。不还俗，却为官，住在寺庙，依然清贫。
姚广孝造反，只是为了造反，实现一生抱负，并不求高官厚禄和声名。而朱棣登基前没有辜负他的理想，登基后也理解他的真心，君臣际遇，世间难得。姚广孝的余生是在孤独中度过，他的家人和他断绝了关系。姚广孝把他的精力投入到编撰巨著《永乐大典》中去，直到染病。他因公外出，归途中病倒，属下护送他回京，到达城外，他却不进城，躺在病床上命令侍从做好帷幄，“陛下会来探视”。
朱棣来了，见到奄奄一息的姚广孝，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姚广孝答曰，“希望皇上能赦免季潭，放他出狱。”
季潭就是帮助建文帝逃走的和尚。
朱棣当即派人将季潭释放，几天后姚广孝去世。死后，被以文臣身份得入明祖庙，姚广孝是唯一一个。在那个皇权至上的时代，他活出了自我，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从未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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