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时期，广东有极为特殊的身份。当时全国都在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唯独对广东格外宽容，在当地开放全国唯一的通商口岸。
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举动。清朝入关后，便开始推行通商口岸，康熙时虽然放宽政策，但仅是开放全国几个通商口岸，并非全面对外贸易。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皇帝特意颁布谕旨，只保留广州作为通商口岸，其余通商口岸，一律关闭。虽然在一些实际操作中，福建、浙江一些城市仍对外贸易，可在官方规定中，只有广东才是被正式认可的。对于这一做法，乾隆的说法是让其他国家恩沾雨露，“俾得日用有资，并沾雨露”。
不过，实际情况下，却有更深更复杂的因素。从直接因素来看，乾隆皇帝会在这一年下令封闭其他通商口岸，跟英国人洪仁辉有关。当时英国人想在浙江宁波开辟新的通商口岸。
第一次时，洪仁辉在宁波顺利完成贸易，带回大量商品。可是，在第二年的时候，洪仁辉重新到宁波做生意的时候，却被没收一半商品，并被赶出宁波。
按照当地官员的指令，洪仁辉应该回到广州，可他却一路乘船到达天津，向康熙皇帝递交才回到广州。但是，洪仁辉的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反而被赶到澳门，并下令不准他再返回中国。
欧洲国家自大航海时代开始后，一直渴望贸易。在他们看来，对外贸易可以为国家带来大量财富。尤其与中国贸易。中国不仅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市场，更有种类繁多的商品。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主动回绝这个市场。可是对当时的乾隆君臣来说，他们对贸易的看法，却截然相反。
他们担心过多的外贸，会引起内患。乾隆担心，过多外国人进入中国，会跟百姓交集一起，动摇统治根基。这也是历代皇帝担心的根源。
康熙年间，清朝之所以会主动开放通商口岸，并非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因素，而是因为当时频繁战乱，以及赋税征收困难，导致国家财政紧张。以至于康熙后期，仅在甘肃、陕西等地出售的官职，就超过一万个。所以，清朝才会在当时开辟通商口岸，增加关税贸易收入。
康熙以后，清朝经过几十年的稳定期，社会逐渐得到发展。雍正时期，清朝又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官绅一体化当差纳粮等措施，增加国家征税能力，财政收入自然得到提高。
到乾隆时期，国库富足，主要收入来源又是依靠农业税和盐课，关税收入占国库收入的整体比重并不高。这是乾隆在洪仁辉想要在宁波继续开设通商口岸时，果断选择拒绝的底气。在保证国内统治稳定的条件下，乾隆愿意牺牲少部分关税收入。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乾隆仍然保留广东，则是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国外形势，都迫使清朝必须做出某些部分的妥协。广东在康熙年间开放的四个通商口岸中，规模最大，当地有许多人都依靠贸易为生。所以，相比江南、中原等地，广东百姓对商贸的重视程度会高于农业。
这种情况下，如果乾隆下令关闭广东通商口岸，很有可能会造成当地动乱。广东在清朝历史上，也算是造反的多发地带。这里距离京城又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朝廷反应往往会滞后。
而且，广东靠近东南亚，是南洋航海交通枢纽，也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最早发源地之一，数千年前，广东就有海外贸易的经历。所以，保留广东这样一个优质通商口岸，可以尽力避免跟外国人有直接冲突。
乾隆时，清朝虽然以“天朝上国”自居，但他们也希望跟洋人之间，能够保持相安无事的局面。况且，乾隆对西方枪炮的力量，并非完全无知，只是一直表现出刻意忽略的样子。
乾隆采取的这种办法，在过去中国处理外交政策中，被称为“怀柔远人，四方归之”，也就是让其他国家得到利益，希望让他们愿意臣服。所以，种种情况，促使乾隆在关闭全国通商口岸，继续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下，仍保留广东作为唯一通商口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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