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聪慧过人淡然如菊

如果说，女人是一朵花，那么，把杨绛先生比作淡雅的菊花再合适不过了。她是一位聪慧过人的女子，端庄秀丽，香远益清，又傲然挺立，无愧是花中精灵。

每每看她的照片，她那温柔腼腆的样子总让人感觉像邻居大姐一样亲切，不由得从心中泛出一股温暖的柔情，没有时代隔阂，没有年龄隔阂，甚至没有文化层次隔阂。

她的文字，笔墨很淡，轻松幽默，写人叙事极为自然，仿佛是话家常。就是在那些平平淡淡的文字中，隐藏着她深邃的思想和博大的胸襟。

像许多喜欢她的读者一样，我也特别喜欢她,只要发现有关她的文字，不管是她写的，还是写她的，一定会找来用心阅读。

最近，四川诗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刘颖出版了一本书：《杨绛：淡定从容便是优雅》，我迫不及待地买来，彻夜阅读。

刘颖用散文的优美笔法，将杨绛生前的一件件事展开细数，让我们更近距离地看到了“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看到了她对待生活那不慌张，不迷茫，不妥协的优雅身姿。

1、 一场乌龙误会，成就了一世人间佳缘

1932年春，杨绛进入清华大学研究院读外国文学。当时，钱锺书读本科三年级，名气很大，新生一入学都知道他。他架子大，一般新生不敢冒昧去拜访他，愈发感觉他很神秘，更想一睹他的风采。

三月，一个阳光和煦的日子，在孙令衔的牵引下，于古月堂外，杨绛结识了这个大名鼎鼎的同乡才子。

那天，钱锺书身穿一套青布大褂，脚上穿着一双毛布底鞋，戴着一副老式大眼镜。钱锺书很有魅力，他旁征博引的记忆力，诙谐幽默的谈吐，使得他光彩照人。

杨绛虽然已是研究生，但在钱锺书面前却显得娇小玲珑，温婉聪慧又活泼可爱。

他们两人一见如故，谈家乡，谈文学，兴致极高。

后来，被问及是否对钱锺书一见钟情，杨绛说，“人世间也许有一见钟情之事，但我无此经历。”

即便杨绛从未承认，但这次见面，钱锺书的模样印在了杨绛脑海中，他眉宇间透出的“蔚然而深秀”更是变成了她一生的记忆。

然而，他们初见后，却闹出了一场乌龙误会，两个人差点失之交臂。

原来，见过面后，他们分别向孙令衔打听对方。孙令衔告诉杨绛，钱锺书已经订婚，同时告诉钱锺书，杨绛有男朋友。

名花有主，芳草有根……这几乎断了他们的希望。

其实，杨绛所谓的男朋友是费孝通。

费孝通和杨绛十多岁就在一个学校，后来到东吴大学，两个人又成了同学，还一个班级。费孝通大二那年转到了燕京，随后，杨绛去了清华。虽然费孝通也曾主动向杨绛表达心意，但她并没有答应。在她看来。费孝通是朋友，但也只是朋友，君子之交，清淡如水。

而孙令衔口中的钱锺书订婚，更是一场误会。

钱锺书有个远房表姑，人称“叶姑太太”，叶姑太太有个养女，名叫叶崇范。叶姑太太很欣赏钱锺书的学识，有意撮合他和叶崇范。对于这门亲事，钱家人是同意的，但钱锺书本人并不同意。

钱锺书在遇见杨绛之前，对于与叶崇范的亲事，从未想过解释。可是，在遇见杨绛之后，心里根本放不下杨绛，他便急于澄清。

钱锺书给杨绛写信，约她在工字厅见面，他想为自己争取个机会。杨绛一到，他即刻脱口而出：“我没有订婚。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

杨绛也告诉了钱锺书自己没有男朋友。

开诚布公的交流，扫除了所有的灰暗阴霾，他们开启了美好的恋爱之旅。

其实，误会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在误会产生后，我们没有解释的勇气和机会。

这样坦诚的初识，为他们一生爱情和婚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和相处的基调。

他们的爱情之所以能够坚不可摧，成为人人羡慕的最理想的婚姻，与他们的坦诚是分不开的。他们彼此用心对待，让婚姻细水长流，相亲相爱，相守一生。

2、 守着一颗坚毅的心，将苦日子过甜

生活不会一直让人称心如意，让人永远无忧无虑的是童话，而生活则是酸甜苦辣糅杂其中，欢喜悲愁尽在心头。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国外的华人都很关注祖国的战况，同胞亲人的安危。很多人想尽办法，通过各种渠道辗转回国。杨绛一家也在其中。

他们回来之后才知道，日本空袭苏州，当时杨家的宅子比普通民居大一点儿，被当成了政府要地重点打击。杨绛的父母和大姐、小妹受惊吓不小。转过年秋天，母亲得疟疾，因日军封锁，缺医少药，不久去世。父亲因母亲去世，大受打击，身体很不好。

杨绛想念母亲，遗憾没能见她最后一面，为此偷偷哭泣，但哭过之后她变得更加坚强。

面对病重的父亲，年轻的小妹，幼小的女儿，她用柔弱的双肩，挑起家庭的重担，包揽家务杂活。

她瘦弱的双肩挑起的不仅是家庭的重担，更是一种责任感。她弱小的身躯中包含着最博大的胸怀，对父母，对姐妹，对丈夫，对女儿最无私的爱，对人世间所有不幸同胞的同情。

那段时间，她在一段小学任教。这所小学当时受日本人管制，属于半日制学校。日本人四处设卡，盘查来往行人。

杨绛从位于辣斐德路的钱家到学校上班，有一段很远的距离。需要乘车、步行、再乘车才能到学校。后一段路是乘有轨电车，要通过黄浦江大桥，但桥上有日本兵把守，只允许空车过，乘客必须下车走过去，过了桥再上车。

当时日本人规定：日本兵上车检查时，所有人需要站起来鞠躬。

杨绛很讨厌这个举动。有一次，她站起来稍晚一点儿。日本兵勃然大怒，面目狰狞地走到她面前，并且用食指将她的下巴抬了起来。

杨绛也怒了，她盯着那个日本兵的眼睛，发出愤怒的吼声：“岂有此理！”

这铿锵有力的四个字，让全车陷入一片寂静，所有人既为她敢和日本人叫板在心底喝彩，又为她担心。日本兵与杨绛对峙了许久，杨绛一直冷冷地望着窗外。日本兵见杨绛丝毫没有退让示弱的意思，转身下车离开。

回想整个过程，杨绛不免有些后怕。但是根植在骨子里的爱国心，一旦触动，就不由自主迸发出来，不容践踏。

这也杨绛的性情，像傲然挺立的菊花，虽看上去柔弱，但坚强不屈。以后还发生了几件类似事情，杨绛都是如此模样，不由得让人对她肃然起敬。

3、 文如其人，淡然幽香

杨绛上高中时，国文老师在班上讲诗，课后让学生效仿着作诗。

杨绛一挥而就，写下了《斋居书怀》：“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

国文老师说，“仙童好静！”。

当时年纪不大的杨绛，于纷乱的利欲世界中，却能持有一颗超凡脱俗的心境，实在是难得。可见，她的心是静的，对外物是淡然的。

杨绛在当教师时，受陈麟瑞和李健吾两位剧作家的影响，业余时间开始戏剧创作。

她创作的第一部剧作是《称心如意》。陈麟瑞看了初稿后，说：“你这个剧本，做独幕剧太长，做多幕剧又太短，内容不足，得改写。”

杨绛认真地参考陈麟瑞的建议，把之前整段的大故事拆成四幕剧。她细心修改，反复斟酌，一直到自己满意，才把稿子重新交给陈麟瑞看。

陈麟瑞看到改写的本子后，欣喜不已，很快把本子交到了李健吾手中。

没几天，李健吾给杨绛打电话，说《称心如意》立刻排练，著名导演黄佐临亲自执导，他会登场参演。

1943年春，《称心如意》正式公演，杨绛的作品第一次搬上舞台。演出引起了巨大反响，《称心如意》一鸣惊人。

之后，杨绛一鼓作气创作了《弄假成真》、《游戏人间》和《风絮》。

《弄假成真》和《称心如意》被称为现代喜剧双壁。

李健吾则赞扬杨绛：“假如中国有喜剧，真的风俗喜剧，从现代生活提炼的地道喜剧，我不想夸张地说，但我坚持地说，在现代中国的文学里面，《弄假成真》将是第二道里程碑。”

钱锺书看过了杨绛的《弄假成真》，萌生了创作《围城》的想法。就在杨绛最荣耀的时候，杨绛听到钱锺书想要创做的想法，她坚定地选择了支持。

为了让钱锺书心无旁骛地创作，她亲手料理家庭琐事，甘当“灶下婢”。

她说，“从大小姐到老妈子，对我来说角色变化而已，很自然，并不感觉委屈。为什么？因为爱，出于对丈夫的爱。我爱丈夫胜过爱自己。我了解钱锺书的价值，我愿为他研究著述志业的成功，为充分发挥他的潜能、创造力而牺牲自己。”

如果没有杨绛的支持，《围城》不一定那么快，那么完美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杨绛有一颗淡然的心，为了爱，心甘情愿付出。爱，可以创造奇迹。

散文创作，是杨绛收获颇丰的一种创作体裁。普普通通的经历写得极有趣味，这主要得益于杨绛超然物外，宠辱不惊的品性。

读她的散文，像一位智者在对一件件往事娓娓道来，她的情感不是那么浓烈，而是自然本色，如拉家常。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淡淡的味道，淡中还掺杂着一丝苦涩。她质朴的笔墨，写出了人生常态，五味俱全。

杨绛和钱锺书两个人都愿意将时间花在做学问上，不喜欢在无谓的应酬中虚掷光阴。为了静下心来读书，他们常常闭门谢客，能不参加的场合就不参加，能不见的人就不见。

因为疏于与外界打交道，他们不免被人说成清高傲慢、孤芳自赏。可是，他们自己明白，名利浮华没有让他们迷失自己。他们的心早已被宁静的书海涤荡得清澈而纯粹。

正像杨绛在《隐身衣》里写得那样：“消失于众人之中，如水珠包孕于海水之内，如细小的野花隐藏在草丛里，不求“勿忘我”，不求“赛牡丹”，安闲舒适，得其所哉。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浮生烟雨，浪潮跌宕，不免让人仓皇迷惘，不知所措。

其实，这世上本来就没有什么岁月无恙，只不过是在风雨洗礼后，渐渐学会了波澜不惊，优雅从容。

人世间真正的平和，是来自于内心的安宁。

杨绛是一个优雅从容的女子，于百年岁月中，守着一颗坚毅的心，将苦日子过甜。她恰似一朵淡雅的菊花，于芬芳中傲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