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李满天下，青史斑斑｜桃李满天下

孔子向老子问礼，出自清代焦秉贞绘《孔子圣迹图》。孔子学问广博，曾向老子、郯子等问学。老师只有不断精进自己的学问，才能从容面对学生。

“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当唐代名相裴度建好宅院时，一贯风趣的白居易以诗相贺，您的学生已如桃李般遍布各地，哪里还用得着再于堂前屋后种花呢？将老师辛勤栽培的学生喻为桃李起源很早，汉代《韩诗外传》有云：“夫春树桃李，夏得阴其下，秋得食其实。”《资治通鉴》里有人称赞狄仁杰：“天下桃李，悉在公门矣。”人人皆有师，树高千尺，莫忘当初培育灌溉之人。

先生、西席、夫子，都是古人对老师的敬称

中国古代对老师最常见的称呼为“师”，同时也有很多别称、雅称。如“先生”，《礼记》云：“见先生，从人而入”，孔颖达疏“先生，师也”，童子见先生要讲礼节，须跟在大人后面入室拜访。如“西席”，汉明帝为太子时拜桓荣为师，即位后仍给桓荣安排坐西面东的座席，以表敬意。如“山长”，来源于五代十国时期，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受业者众多，被称为“山长”，此后书院的负责人便统一用“山长”之称。更耳熟能详的是“夫子”，这是孔子门生对孔子的尊称。而老师一词，应从荀子而来，《史记》载：“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其原意是指岁数最大、学问最好的人。

老师所喜欢的学生，是既谦虚好学，又善于思考之人。孔子问礼于老子，是一次为后人津津乐道的相遇。那是发生在公元前五百余年的一天，两位智者翩然对立、相互施礼，孔子儒雅敦厚，诚心请教，对知识的渴望就如春天勃发的草木一般，老子则深藏若虚，用洞察世事的沧桑目光看着这位晚辈，其回答若秋风般自然无痕，却直击孔子心灵深处，希望孔子去“骄气与多欲”。孔子辞别老子后沉吟良久，对弟子们感慨道：“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矰。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老子的教诲震动了孔子，他对自己的老师老子的敬仰溢于言表。

孔子作为至圣先师，有教无类、诲人不倦，得到了三千弟子的由衷爱戴。孔子去世后，众弟子服丧三年才相诀而去，而子贡在孔子墓旁盖了几间房，守墓六年之久。子贡时时处处维护自己的老师，对于别人的诋毁，他正言道：“他人之贤者，丘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足见孔子与子贡这对师生间的相知相亲。

为学莫重于尊师，而老师选择学生，也是先考察学生尊师重道的秉性。张良圯上敬履，并多次相约直至做到提前等候，才得黄石公青睐，授其《太公兵法》，学得运筹帷幄的本领，可见尊重长者、不怕磨难的品格正是张良“孺子可教”的前提。无独有偶，在东汉时期，有个叫魏昭的人想拜大儒郭泰为师，为了考验魏昭的诚意，郭泰命魏昭亲自煮粥侍奉，并一再呵责他煮得不好，如此再三，魏昭始终恭敬如一，到了第四次，郭泰才笑着说：“以前知其表，如今知其心，我愿做你的老师倾囊相授。”后来魏昭成了有名的学者，魏昭尊师的故事也流传千古。

老师是学生进步的阶梯，擅长学习的人永无止境。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唐代诗僧齐己见梅开而吟诗，“前村深雪里，昨夜数枝开”，他向诗人郑谷请教，郑谷沉思后点拨道：“若说数枝梅花开已经相当繁盛了，不足以说明‘早’，不如把‘数枝’改为‘一枝’更贴切。”齐己佩服不已。这便是“一字师”的佳话。其实，老师还是学生的一面镜子，东汉杨震面对门生王密暮夜酬金之举，慨然道：“天知，神知，我知，子知，怎能说无人知道呢？”王密很是惭愧，这是老师用行动给他上了一课。

唐宋八大家渊源有自

韩愈曾说：“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他将传道摆在第一位，这道是贯穿宇宙、社会与人心的道理，是道德、道义，也是道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韩愈大声疾呼、热情提倡的古文运动在推行时颇为艰难，没想到在两百年后的一天，这颗种子在欧阳修的心中竟复苏生长。他少时家贫无藏书，一日从玩伴家找到了残破的《昌黎先生文集》，虽然读着一知半解，“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这一刻，应在心中向韩愈这位先贤称一声老师了吧。

欧阳修文风受韩愈感染甚深，但去韩文之怪奇而扬其平易，是在传承中实现的超越。直至欧阳修晚年时，仍十分推崇韩文，写下《记旧本韩文后》追忆平生学韩弘韩，并声称：“韩氏之文、之道，万世所共尊，天下所共传而有也。”如果说韩愈是源头，那欧阳修则教出诸多弟子，开启了分流纵横的时代。

“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欧阳修此言，评价的是曾巩。曾巩仰慕欧阳修，写下《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苟得望执事之门而入，则圣人之堂奥室家，巩自知亦可以少分万一于其间也。”字里行间流露出想拜欧阳修为师的愿望，欧阳修欣赏曾巩的功底和志向，认为“广文曾生，文识可骇”，便热情招待曾巩，收他为弟子。同时，欧阳修对曾巩的文章没有一味夸赞，也诚恳予以指导，“决疏以道之，渐敛收横澜。”曾巩受益良多，文风随之发生了变化。

成为欧阳修的弟子，曾巩并未因此“沾光”，反而闹了“乌龙”。据说，天纵之才苏轼一篇雄文震惊四座，被主考官欧阳修误认为是弟子曾巩的文章，为了避嫌，于是将这篇文章判为第二，苏轼由于这个“美丽的错误”而憾失第一。但豁达的苏轼与欧阳修对此事并不耿耿于怀，欧阳修大悦道：“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这份真诚坦荡的爱才之心，可谓是“逢人说项斯”了。

对于苏轼而言，欧阳修这位老师是他人生与文章的引路者。苏轼受教于欧阳修，学识上共切磋，心灵上共慰藉，亦师亦友，感情深厚。多年以后，苏轼来到老师在扬州建的平山堂，看着堂前垂柳婀娜多姿，想起老师音容笑貌宛若眼前，不禁潸然泪下，写下一首《西江月·平山堂》：“三过平山堂下，半生弹指声中。十年不见老仙翁，壁上龙蛇飞动……”风云聚散终有时，再无与您把酒欢笑处啊，“休言万事转头空，未转头时皆梦”。

黄庭坚与苏轼的师生情亦是翻版的“欧苏”。面对为初出茅庐的黄庭坚扬名的请求，苏轼哈哈大笑，“写出这样的文章想要不出名都难，哪里还用得着我去给他扬名？”这句话就是最好的扬名，苏轼对爱徒黄庭坚可说是关怀备至，他在《答黄鲁直》信中表示，我一生之中唯恐不能与你相交，现能成为你的老师，我实在是“喜愧之怀，殆不可胜”啊，足见两人惺惺相惜。黄庭坚对苏轼坚持执弟子礼，悬老师画像于室中，“衣冠荐香，肃揖甚敬”。

黄庭坚是江西诗派开山之祖，在诗风上从苏轼处有所汲取，但决不亦步亦趋。黄庭坚道：“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这一主张的影响遍及整个南宋诗坛，余波一直延及近代。倘若韩愈听到这话，会不会甚感欣慰地颔首呢？

未曾谋面的“精神之师”

还有一种师生关系不局限于当下寻常，而是能够穿越时空，可誉之为“精神之师”。

一代名相管仲怀大志、有大才，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千秋霸业。千古名相诸葛亮视管仲为偶像与老师，早年躬耕于南阳时，诸葛亮就希望以后能成为管仲这样的贤臣典范。管仲为齐国富国强兵呕心沥血、操劳一生，诸葛亮更是为匡扶汉室“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两人都成为了智慧的化身，其赤诚忠义的精魄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

“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诸葛亮去世1002年后，文天祥出生了，在风雨飘摇中，他做到了对气节的坚守。在被俘押解北上途中，他难掩激愤之情，写下了《怀孔明》一诗，“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在牢狱中，他又写下《正气歌》，“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古人有“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的说法，宋人更是对诸葛亮推崇备至。文天祥回首自己的一生，以诸葛亮为榜样，就像学生追随老师一样，已尽忠义之事，虽死无憾。“一死皎然无复恨，忠魂多少暗荒丘”，曾无数次，他与诸葛亮进行了灵魂的对话，让他坚定走向自己所认定的方向。

文天祥就义115年后，在杭州府钱塘县，有一个叫于仁的人做了个奇怪的梦，一位红袍神仙告诉他，“我曾为大宋奔走，却未能力挽狂澜，再过些年大明亦有亡国之忧，我欲投胎成为于家子嗣，以待他日救大明于水火。”这位神仙在消失前表明身份，他便是文天祥。于仁连称不敢当，忽从梦中惊醒，即听见了儿子出生的啼哭声，于是起名为“谦”，乃“以志梦中逊谢之意”。《于忠肃公年谱》郑重记下了这个故事。于谦自幼就敬佩文天祥，视文天祥为师，在家里供奉文天祥的画像。年光弹指过，当瓦剌兵临城下，群臣乱作一团，于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当年，文天祥针对迁都的谗言亦上书痛斥。这并不是历史的巧合，而是薪火赓续的力量，照耀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图腾。

精神上的老师虽无法谋面，但其一言一行都熟稔于心，自己在言行举止中会自觉效仿。林则徐从少年读书时即特别敬慕民族英雄于谦，并以他的功业自勉。中年林则徐在杭州听候补用期间，拜谒了坐落在西湖三台山的于谦祠墓，他见于谦祠和墓地破损不堪，分外痛心，带头捐献俸禄组织修缮，并作《重修于忠肃公祠墓记》，“维公纯忠伟伐，与岳忠武同昭天壤。”他赞颂于谦、岳飞与文天祥是“忠义相承”，对于谦的抉择感同身受，这些精神上的师友都在激励鼓舞着他，让他在报国征程中不觉孤单，有了先师在青史上的昭昭示范，便能无怨无悔去树立与实践“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诺言。

中国古代素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生关系可与古人最重视的血缘关系相提并论。古人亦云“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在三尺讲台上，老师们挥洒汗水、传播知识、循循善诱、殷殷教诲，把一批批莘莘学子培养为国之栋梁。而通过文字的流传，间隔千年的后人可以前人为师，文化就在这样的传续中发扬光大。（蔡相龙）